判断题
某年9月17日夜，A 市B 县田楼乡小海村的农民姜某躺在家中那张破旧的木床上进入了梦乡。凌晨2时，一道雪亮的手电光唰地从姜某脸上掠过：“我们是县公安局的，跟我们走一趟”。一生安分守己的庄稼汉被这突如其来的情景吓懵了，姜某已被押上警车，风驰电掣般地呼啸而去。在田楼派出所，一公安人员劈头盖脸地对他说：“好好交代你毒死村民许某等8家12头猪的犯罪事实。”听到这话，姜某才想起近来村里发生的一连串死猪的事，才记起为死猪曾说过的一些无关紧要的闲话。今年7～8月间，不知何故，小海村几天内已有6家10头猪不明不白地在自家圈中倒地毙命。死时特征一致：突然间蹦跳，口吐白沫而亡。这天，村民郭某家猪又死了，这已是该村出现的第11头死猪。说实在话，养猪不易，那是庄稼汉血汗的“积攒”。一时间，村里流言四起，人心惶惶。姜某天生的倔强，不信邪，自然不信“末日”之类的话，他看到郭家猪死后，像是对身旁的村民又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看来要注意点自家猪了，这么多猪突然死亡，说不定是被毒的呢？”说者无心，听者有意。不经意间的一句闲话被与他素有积怨的村邻许某听到了。恰在第二天，许某家的一头300多斤重的母猪也突发而亡，许某便以“姜某投毒”上报公安机关，姜某因此被带到派出所。在田楼派出所，姜某如何辩解也无济于事。尽管两天两夜的审讯没有结果，但他还是被送到了县公安局。瘦弱、疲惫不堪、惊恐万分的姜某在强大的“攻势”面前只好违心交代犯罪事实：“公安人员怎么写，我就怎么认。”这样，姜某供述了“主要犯罪事实”。
此案经B 县公安局立案侦查后，获得了嫌疑人姜某对“主要犯罪事实”的供述。9月27日，嫌疑人姜某被县公安局由留置盘查转为刑事拘留；3天后，县公安局以投毒罪向县检察院提请批捕，又过了6天，县检察院批准逮捕了姜某，当日由县公安局执行。10月13日，县公安局将案卷移送县检察院审查起诉。12月3日，县检察院以姜某犯有投毒罪向县法院提起公诉。
B 县人民法院受案后，几位办案人员在审阅案卷基础上，三下案发地，五去兽医站、卫生部门和市场上走访调查，对关键问题核实，认为此案三个疑点极难排除，姜某投毒案证据不足，故依事实向审委会汇报。认为此案不能定，猪死因不明，毒死猪的药物不清，且作案时间难以确认，公安审讯有逼供之嫌，证据实难印证。此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退回补充侦查。
此案被退回后，经过长达5个月的补充侦查，第二年5月6日B 县人民检察院对此案作出了免予起诉决定书。认定：“姜某用购买来的鼠药秘密投放到本村村民郭某等7家猪圈内，毒死生猪11头，价值人民币3000余元，因此构成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但鉴于犯罪情节轻微，依据原《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规定，对被告人姜某免予起诉。”5月27日，饱尝铁窗之苦的姜某走出看守所大门。然而姜某心情却格外沉重，因为他仍戴着“故意毁坏公私财物罪”的帽子。姜某开始向B 县人民检察院申诉，要求县检察院撤销该院检刑免字第5号《免予起诉决定书》，平反、道歉、赔偿。县检察院不予采纳。姜某又向B 市人民检察院申诉。8月16日，A 市人民检察院作出《刑事申诉复查决定书》。决定书认定姜某投毒案“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不能认定姜某构成犯罪”，撤销B 县人民检察院刑免字第5号《免予起诉决定书》。
当年11月20日，姜某将自己的《索赔申请》送交县检察院，县检察院答复不予赔偿。姜又找到了县人大常委会和县政法委员会，县检察院终于以文件形式作出答复，此前亦给姜某下达了《刑事赔偿不立案通知书》。此“答复”与《通知书》均以《国家赔偿法》第17条第一款“因公民自己故意作虚伪供述，或者伪造其他有罪证据被羁押或者被判处刑罚的”，“国家不承担赔偿责任”的规定为依据，却对姜某是怎样承认“犯罪事实”的这一要害问题避而不谈。因此认为姜某的要求赔偿理由不能成立，不予赔偿。
第三年的冬天，市人民检察院最后作出了《刑事赔偿复议决定书》，“根据现有证据无法证明姜某有犯罪事实，属错误逮捕”。此外，《决定书》明白无误地指出：B 县检察院“作出不予刑事赔偿决定的理由不能成立”，依据《国家赔偿法》，“姜某提出刑事赔偿的理由成立，应当取得赔偿”。请根据上述案例。回答下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