判断题
某年1月25日下午5点半左右，A县一女工王某（23岁）下班骑自行车回家，行至某村机井房附近时，被一骑自行车的男子从后撞倒，车把撞歪。男子即以找扳手修车为名，将王骗至机井房，突然卡住王的脖子，并用王某的围巾将其勒昏，进行了强奸，还抢走王的手表、钱包和手袋。被害人当即去镇派出所报了案。1月26日凌晨，该县公安局刑警大队派员勘查现场，提取了案犯留下的皮鞋压痕和自行车压痕，询问了被害人王某，提取了其衣物。根据现场勘查和被害人陈述，认为是附近人作案的可能性大，于是确定以现场周围的几个村为重点，从查找自行车人手开展侦查，但均未发现线索。考虑到被害人对罪犯印象较深的情况，侦查员在2月23日又以法制教育为名，把与刻画条件相当的青年人集中起来，让被害人秘密辨认。被害人从72名青年中指出24岁的农民卫某是罪犯。民警当即把卫某带回派出所，再次让被害人辨认，仍指认卫某是罪犯。于是，对卫某连续几昼夜突击讯问，卫某始终坚持说“我没有作案”，并辩称：“发案当日帮别人家建房，下午5点回家后，因疲乏躺下睡觉；6点被父亲叫起来，帮助兽医给猪崽打针，没有作案时间。”但侦查员根本不听他的辩解，而且对卫某家属的证词以有利害关系为由，不听不查，连邻居、兽医等人的证词也不相信。
在昼夜突审，卫某仍然不供的情况下，侦查人员开始使用捆绑、吊打和警棍捅等手段；还以卫某家属的名义先后两次写纸条——“卫某：家里很着急，有什么事说清楚”以及“卫某：家中有什么事可以告诉”，分别放在饭盒里和夹在馒头里。纸条被卫某发现后，随即交给侦查人员。在软硬兼施均不奏效的情况下，1名中年侦查员便冒充公安局长对卫某进行讯问。卫某由于妻子刚生小孩，而且女儿还有病，急于获得自由，所以当侦查人员允诺“只要把问题说清楚，就可以放你回家”时，承认作了案，但犯罪情节有不少矛盾。
卫某虽然承认作案，但始终找不到证据。如作案时戴的绿军帽，穿的黄色军大衣、尖头皮鞋，骑的自行车和抢走的被害人的手表、钱包、手袋等物，一件也没有找到。为证实本案确系卫某所为，侦查员要卫某画出作案时穿的皮鞋的鞋底花纹。卫某画不出来。侦查员就先画了鞋底边沿线，进而诱导他画上与现场留下的鞋底印一致的花纹及其特征。同时，对遗留的精斑血型进行鉴定，确定为“O”型，与疑犯卫某的血型相同。于是，3月16日将卫某刑事拘留，3月26日报县检察院批准逮捕。5月19日以强奸、抢劫罪移送县检察院审查起诉。
县检察院在审查起诉中，认为认定卫某犯罪的主要证据不足，两次退回补充侦查。公安机关未能补充到任何新的证据，再次移送起诉。县检察院碍于情面，为照顾关系，于7月19日以强奸、抢劫罪向县法院提起公诉。县法院于9月3日判处卫某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卫某以“我是冤枉的”、“口供是假的，是刑讯逼供搞出来的”、“我脸上有个疤，有个红痣，被害人认错人了”等理由提出上诉，但中级人民法院没有认真审核证据，于9月18日作出了“驳回上诉，维持原判”的终审裁定，并报省高级人民法院复核。高院承办人员在没有认真阅卷，特别是没有认真看看卫某的申诉材料的情况下，即于次年4月24日以强奸、抢劫罪核准卫某死刑。5月5日向卫某宣布了核准死刑的决定。卫某喊冤说：“这事我冤枉，我希望见见我犯罪的证据。”并拒绝签字。5月6日上午，执行死刑前验明正身时，卫某再次喊冤：“给家里人说说我是冤枉的，将来看我的事咋办吧!”然而负责执行死刑的法官和临场监督的检察官均无一人过问。一颗子弹结束了一个年轻的生命。
在卫某被处决半年后，另一案犯田某在某市被抓获。在侦查人员的耐心教育感化下，田某终于说出：“在我的身上还背着一个冤死鬼。卫某被枪毙了，但那件案子是我干的。”根据田的交代，查获了他作案时所用的双喜牌自行车和被害人被抢走的广州牌手表；作案时穿的大衣、皮鞋，也查清了去向。经中政委、高法、高检和公安部派出的工作组的调查核实，证明该案的真正罪犯是田某，卫某确实是被冤杀。请根据上述案例，回答下列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