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分类题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完善城镇化健康发展体制机制,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推动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产业和城镇融合发展,促进城镇化和新农村建设协调推进。优化城市空间结构和管理结构格局,增强城市综合承载能力”。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推进城镇化是解决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的重要途径,是推动区域协调发展的有力支持,是扩大内需和促进产业升级的重要抓手,对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深远历史意义。
在我们这样一个拥有13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实现城镇化,在人类发展史上没有先例。城镇化目标明确、方向对头、走出一条新路,将有利于释放内需巨大潜力,有利于提高劳动生产率,有利于破解城乡二元结构,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共同富裕,世界经济和生态环境也将从中受益。
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数据显示,2011年中国的城镇化率为47%,预计到2020年将达到55%。经过几十年的努力,中国的城镇化有力地吸引了生产要素向城镇聚集,促进了产业结构的调整和资源的优化配置,成为解决就业、实现市场扩展、推进新型工业化的重要举措;城镇承接了大量的农村富余劳动力,在带动农民增收的同时,还在很大程度上缓解了农村人地紧张的突出矛盾;人口的集聚也推动了社会生活中的组织化和分工,城镇化使政府与民众的距离空前地拉近了,有效地促进了政府治理能力的提升。
但近年来,一些地方在快速提升城镇化率的同时,不但造成土地价格高企,社会成本高昂、债务风险高悬的“三高”现象,而且出现房地产入住率过低、入城农民待遇过低、被征农村土地补偿过低的“三低”现象。如何在城镇化推进中降“三高”提“三低”,既需要城镇化顶层设计,也要求地方政府真正做到以人为核心实现城镇化。2013年7月9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广西主持召开部分省区经济形势座谈会并作重要讲座时这样形容新一轮城镇化:“渗透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以发展服务业、创新驱动、淘汰落后产能为抓手、加大结构调整力度。”全国人大常委会认为:新型城镇化要避免“房地产化”和农民“被上楼”,新型城镇化必须强调人的城镇化。
城镇化意味着城镇向周边扩张和农村人口向城镇聚集,也势必引发农村经济社会的变迁。但这并不代表城镇化就是不要乡村——这既不现实也不科学。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农村是全国的命脉所在,若没有的农业、农村、农民,城镇必将失去赖以生存和持续发展的基础。农村与城镇、农业与工业必须而且必将长期共存。“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目前,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的要求使用如此诗意的行文,成为一个亮点,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也引发了媒体与网友的热议和关注。“乡愁是沿着泥瓦飘飘的炊烟,是十八弯向家门口的山路,是妈妈手里的糯米团,是后院那颗永不结果的龙眼树……工业化勿忘美丽中国,城镇化勿割断乡愁。要高楼大厦更要青山绿水,看得见过去才能摸得着未来,乡愁是真正营养”。希望在城镇化的同时呵护记忆:“离别故乡、落脚城市,是时代变迁中的个体记忆,也见证发展的日新月异。但千篇一律的建筑、钢筋水泥的丛林,注定只是缺乏传统延续的街区。让城市融入大自然,让居民见山望水,才能用美丽使乡愁有所凭依”。
2010年8月揭晓的中国城市国际形象调查结果显示,我国200多个地级市中有180多个提出要打造“国际大都市”,由此造成我国的城市体系中大城市多,中小城市少,尤其缺少小城镇,致使城乡脱节,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力受限。同时,为顺应建设“大城市”的需要而掀起大规模的“扩城”和“旧地改造运动”深刻的改变了城镇的面貌、功能与生态,很多大城市沉醉于修建“地标性建筑”,如摩天大楼、大广场、大草坪以及宽阔的景观大道等等,追求震撼人心的视觉效果,严重破坏了赖以生存的环境和生态。在很多城镇,看到的几乎是“同一张面孔”:即商业化的街区、时髦华丽的外表、现代化的建筑设施,以至于当下,如果我们在不知情的情况下置身某个城镇,真的很可能睁眼与闭眼同样迷茫——浑然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像是在A城,也像在B城,甚至C城、D城、E城——国家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有关领导2012年2月24日在深圳举行的国际城市创新发展大会上呼吁:在未来20至30年,中国仍将处于城镇化快速发展的阶段。如果不高度重视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不立即纠正一些错误的做法,那么可能在20年,或者在30年之后中国将是一个没有历史的国度。
在城镇化快速发展时期,大城市以其更大的聚集效益,吸引更多的人口和资源进入其中,使小城市规模难以扩大,从而造成难以解释的“两极分化”趋向。“十一五”期间,我国城市人口以特大城市为主,城市增加的人口主要分布在巨型城市和中等城市。以北京市为例,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截止2010年11月1日零时,北京市共登记常住人口为1961.2万人,与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相比,增加604.3万人,平均每年增长3.8%,相当于新添了一个特大型城市的人口。
随着大城市人口膨胀,我国“城市病”综合症候群已经显现,成为影响和制约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城市与区域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结果指出:未来一段时期,将是我国各大城市“城市病”的集中爆发期,“城市病”将成为影响城市和谐稳定的关键隐患,加强城市治理刻不容缓。
我国城市住房需求持续增加,高房价问题甚至已向小城市、小城镇蔓延。以河南省郑州市为例,从2004年下半年开始郑州市房价一路上升,虽然在国家宏观调控政策的干预下,房价上涨趋势得到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房价依然保持较高水平。2011年上半年,郑州市区商品房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7845元,其中,商品住房销售均价为每平方米6269元,与2010年同期相比上涨了1184元,同比涨幅23.28%。
能源资源是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物质条件,城市是消耗能源资源的最大主体。联合国一份报告指出,虽然城市面积只占全世界土地总面积的2%,却消耗着全球75%的资源。国际经验表明,城镇化快速发展阶段也是能源资源消耗强度最大的一个阶段。近年来,水荒、电荒、煤荒、油荒接踵不断,成为制约我国城市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我国城市还存在能源利用效率低、浪费严重、二次能源回收利用率低以及城市开发建设随意性大,城市土地利用集约化程度低等问题。
近年来,我国城市安全生产形势严峻,重特大事故时有发生,对人民群众生命财产造成重大损失。城市对自然灾害抵御能力的不足也令人担忧。寒潮袭来,便有不少城市水表冻裂、水管冻爆。到了夏天,又有许多城市遇雨即淹、逢雨必涝。许多城市地上、地下管线网络高负荷运转,部分设备设施老化,一旦发生事故极易造成次生、衍生灾害。
随着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城市建设和生产、生活所产生的垃圾、污水、废气等对大气、土壤、地表水、地下水的污染问题非常突出。其中,机动车污染尤为严峻,酸雨状况也不容乐观。近期,各地雾霾情况增多。与雾霾天气相伴的是交通拥堵和打车难。这似乎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空气不好,打车的人多;能见度低,造成交通拥堵,出租车司机不愿意上路,空车拒载成了家常便饭,更有上万辆出租车窝在路边“躲活儿”;这种情况促使人们想买车……结果车越来越多,排放物越来越多,雾霾天气也越来越多。
我国城市交通拥塞情况越来越严重,尤其是上下班高峰期,全国各大城市主干道往往车满为患,寸步难行。据北京市车管所统计,北京市机动车不仅保有量惊人,近几年增长速度异常迅猛。在2003年8月、2007年5月和2009年12月,北京汽车保有量相继突破200万、300万和400万辆大关。机动车数量的急剧增长,使得原本就“先天不足”的道路资源供求矛盾更加凸显。同时,随着机动车保有量的激增,停车位缺口也越发明显,停车越来越难。停车难加剧了乱停乱放,乱停乱放直接导致“稀缺”的道路资源进一步被占用,交通拥塞也越发严重。交通拥堵给市民工作、生活和出行等带来了诸多不便。
联合国人居署和亚太经社理事会《亚洲城市状况2010-2011》调查报告称,还将有1.5亿中国人在未来10年间完成从农民到市民的空间转换、身份转换。这提示我们当前中国正处于城镇化引领经济增长的门槛节点,未来10年是中国发展方式发生根本性转变的时期。“在多年的城市化进程中,几亿农民走出土地,成为城市建设中不可或缺的主力军。这些人虽然走进城市,却并没有真正融入城市。”某大学商学院的教授表示,伴随着经济的发展与时代进步,这一矛盾越发明显。一方面,新一代农民工在思想意识上更加青睐于城市生活,另一方面,“候鸟式”的迁徙已经不再适应新的经济形势,大量的农民工选择了在城市扎根,将家庭带到城市。然而,城市对农民工持经济吸纳和社会拒入的双重态度,使得他们在城市中缺乏归属感和主人翁意识。截至2012年,农民工参加城镇职工养老、工伤、医疗、失业和生育等五项基本社会保障的比例仅为14.3%、24.0%、16.9%、8.4%和6.1%,参保率仍较低。农民工基本不能享受廉租房和经济适用房,也没有住房公积金制度保障。
最早的城市病出现在200年前的第一个工业化国家——英国。由于缺乏系统规划,大量“农民工”聚集在贫民窟里,排放的污水使经过曼彻斯特的艾尔克河变成臭水沟。法国学者保尔.芒图注意到,“蒸汽机使无穷的烟云飞翔在这些黝黑的工业城市上空”,狄更斯更把浓浓的黄烟形容成为“伦敦特色”。当时英国政府的调查报告显示,严重的环境污染使居住在贫民窟的大批“农民工”体弱多病,养成了对烈酒和麻醉剂的嗜好,社会极不和谐。
英国的政治家们逐渐重视环境问题。1843年,议会讨论通过了控制蒸汽机和炉灶排放烟尘的法案。110年后的1953年,英国议会通过了更为全面的《大气清洁法》,禁止排放黑烟。英国历史学家克拉潘把英国城市病的根源看作是“市场失灵”的结果,那就是“城市为工业利益集团所支配,企业家生产与赚钱的内在驱动使得他们全然不顾生态环境的问题”,而相应的解决办法就是“政府从原来被动的自由放任转变为在法律的前提下进行积极主动的干预”。1831年英国成立了中央卫生委员会,1844年建立了城镇卫生协会,还在各地设立了卫生医官,不仅管理公共卫生,还承担城市供水排污、治理贫民窟、城市规划等各方面的职责。如今,伦敦已经彻底摘掉“雾都”的帽子,成为环保的领先者。
那么治理“城市病”是否一定要靠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的严厉管制呢?2012年10月,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美国数学家埃尔文?罗斯与罗伊德?沙普利。他们提出有趣的理论“稳定配置和市场设计”,就是通过精确的数学计算,调整游戏规则,可以使市场机制按照预先设计好的模式发挥作用。这种经过“精算”后的市场机制同样也适用于城市治理。
1907年,纽约率先给65号汽油驱动的出租车安装了计价器,这是第一个“设计好的出租车市场机制”。到了20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由于出租车门槛低,失业人员一窝蜂涌向这个行业,导致恶性竞争。于是1937年纽约市颁布法令,将出租车数量控制在13566辆,并一直保持到现在。由于汽车数量固定,纽约出租车也像中国一样出现过“拒载”现象。而如今,又有两项新规则出台,使市场机制更能实现合理的资源配置。一是以互联网作为平台的“叫车公司”的出现。美国《大西洋月刊》报道了一家典型的名为“乌博”的叫车公司。它主要由统计学家和工程师组成,他们研发了移动叫车软件,从乘客处收集数据,开发出能预测需求的精确算法,不断满足乘客和司机供需双方的要求。在用车高峰时段提高价格,直到供需平衡为止,以保证客人任何时候都有租到车;而只要你愿意付费,出租车可拉你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出。二是信用卡的广泛使用。在美国,出租车可以直接使用信用卡支付。到达目的地后,如果乘客选择信用卡,司机在仪器上操作一下,刷卡机上就会显示并扣除路费。2004年,纽约出租车和轿车委员会决定,任何在纽约行驶的车辆必须安装车载GPS系统和信用卡系统。一开始,这一做法遭到出租车司机的强烈抵制,但经过多年实践后,特别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司机们终于认识到,所谓“打车难”并不总是出租车司机的“卖方市场”。一旦经济萧条,没人愿意打车才是最糟糕的,而一个好的、公平的市场规则才能真正保证司机的稳定收益。
2013年8月30日,李克强总理邀请两院院士和有关专家到中南海,听取城镇化研究报告并与大家座谈。座谈中,李克强总理强调:“推进新型城镇化,就是要以人为核心,以质量为关键,以改进为动力,使城镇真正成为人们的安居之处、乐业之地”。事实上,突出统筹城乡,保护农民利益,推进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是中国特色城镇化道路的必然选择。漠视统筹城乡发展,盲目追求高速城镇化,不仅造成日益严峻的“城市病”,也会带来日趋严重的“乡村病”。大城市近郊的一些农村成为藏污纳垢之地,污染严重,致使河流与农田污染事件频发,一些地方“癌症村”涌现,已经危机百姓健康甚至生命。“一方水土难养一方人”,背离了城镇化的本意。
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某课题组首次利用高分遥感影像,完成对山东等地4.6万宗宅基地、6500余农户的调查。当前我国农村居民点用地规模约2.48亿亩,占建设用地总面积的一半以上,户均近1亩,人均220多平方米。废弃、闲置,低效利用的宅基地、街巷用地、空闲地等有巨大的整治潜力。测算表明,像山东禹城市村庄土地整治潜力在46%-54%,可净增耕地率13%-15%。经综合估算,在分批推进城镇化情况下,全国空心村土地综合整治潜力达1.14亿亩地,大约相当于5个北京城面积。有专家指出,在我国,宅基地使用权是一项特殊的用益物权,以保障农民居者有其屋。大量宅基地随老人去世或人口转移进城后长年废弃,致使“有名无益”。农村人走地不动、建新不折旧、不占白不占等情况,导致空心村问题突出。在统筹城乡发展方针下,亟须深化土地制度创新,探寻盘活存量之策。
农村留守老人是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逐步加快而产生的一批群体,这部分群体,因家中子女进入城镇经商、务工,晚年养老比较困难。《中国老龄事业发展报告(2013年)》显示,我国“空巢老人”占老年人口的比例已接近50%,2013年将突破1亿人。农村“空巢留守老人”规模庞大,全国70%以上的老龄人口分布在农村,农村老龄化问题尤为突出。而这些老龄化的人口大多是以农村留守老人的身份存在,由此产生了一系列亟待解决的问题。无子女老年人和失独老年人开始增多,他们当中许多人存在孤独、苦闷、抑郁甚至厌世等心理问题。
由于绝大多数留守老人丧失从事高强度工作的能力,农村留守老人从生产劳动上获得的收入有限。他们从种菜、养鸡等劳动强度低、收入少的劳动中获得日常生活费用。在劳作之余,还要照料留守在家孙辈的日常起居,监督孙辈们的学习,应对孩子成长过程中的突发事件。留守老人在经济上主要依靠自己劳动收入和子女供养维持生活,但外出务工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一般都不多,留守老人的总体收入较少。他们中的很多人没有达到农村居民的人均水平,甚至有相当一部分留守老人的纯收入低于我国2011年确定的年收入2300元人民币的最新贫困线标准。
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我国农村普遍保留着家庭养老的习俗,家庭养老是我国农村中主要的养老形式。然而,随着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农村中绝大部分的青年人离开父母进城务工,常年在外不能回家,对留守在家的老人照料严重缺位。农村存在的“敬老院”和“五保户”的养老形式,由于财力的问题,所能容纳的养老人数有限。虽然,从2009年起,国家开展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但是由于多方面因素的制约,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覆盖面有限,保障水平低,致使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开展步履艰辛,效果不尽如人意。大部分农村留守老人平时靠电话和子女联系,闲暇时主要靠聊天、看电视、玩棋牌、蹲商店等方式打发时间。伴随着年龄的增长和身体的需要,留守老人对健康医疗的关注比其他方面更多一些。部分留守老人的身体情况欠佳却不能及时就医,造成“小病拖、大病扛”的问题。
农民工是从传统农业社会流动到现代工业社会的一个群体。农民工社会融合的主要任务是“适应城市社会的生活方式,逐步提升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完成一个从农业人到工业人、从农村人到城市人的转变”。“逐步提升自身的社会经济地位”即完成所谓的社会经济融合,是农民工社会融合中最关键、最重要的内容。而完成从农业人到工业人,从农村人到城市人的转变不但包括社会经济层面的转变,还包括政治融合,社会权益的融合以及在心理上逐渐认同城市社会成员身份的转变。
一项针对G市的农民工社会融入状况的调查结果显示,71.6%的农民工每天工作时间超过8小时,有的甚至达到12小时以上;52.1%的农民工月收入在1300-2000元之间,只是达到或略高于G市最低工资水平,却远远低于G市平均月工资4101元;近90%的农民工居住在城中村的出租屋或者民工宿舍,基本上和市民隔离开来。近70%的受访者没有参加过任何城市管理活动,包括政治选举;有63.5%没有机会参加职工大会对本单位的管理和发展问题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有71.6%没有加入过工会、党团组织或其它组织。在受访的农民工中,有56.7%没有与单位签订劳动合同,有46.3%没有参加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险;在子女教育方面,农民工的孩子也不能享受到和城市孩子同等的教育权利和教育资源,大多被公办学校设立的种种高门槛拒之门外,受访者中只有24.1%的孩子进入了G市的公办学校读书。83%的农民工认为自己的身份仍是农民而不是城里人,或者认为自己就是一个处在城乡之间的“边缘人”。
2012年,Z市外来常住人口与占总人口的52.9%,城市二元结构特征明显。为了实现农民工市民化、促进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相互融合的目标,Z市作出了一些探索和努力。率先在全国实施流动人员积分管理制度,目前已有近3万名异地务工人员及其子女,通过积分转为城市户籍或入读公办中小学。建立户籍居民与异地务工人员平等共享的社会保险制度,在全省率先实现基本养老保险、住院和门诊基本医疗保险全覆盖。完善公共就业服务体系,为异地务工人员提供技能培训、创业孵化、职业介绍、就业推荐等“一条龙”服务。先后有100多万人次参加了在岗和岗前职业技能培训,健全集体合同和工资集体协商制度,完善薪酬保障、欠薪追讨等机制,2010年至2012年共为异地务工人员追讨欠薪超过1800万元。
Z市扩大了在优秀异地务工人员中竞争选拔公务员和村官的比例,增加其平等参与社会建设管理的机会。2010年以来,在优秀异地务工人员中选拔了41名基层公务员和事业单位职员。市委全会邀请了包括10多名外来人口代表在内的12类50名代表列席,努力促进“党心”和“民心”的同频共振;在2012年的市人大、政协换届中,从外来人口中选举产生了4名人大代表和8名政协委员。稳步推进农村社区政经分离,建立健全村(民)建设协调委员会等基层组织,引导全体常住人口共同参与社会服务管理。
Z市引导外来人口积极参与“慈善万里行”、全民植树、文明城市创建、志愿服务等活动。增进其对城市的认同感、归属感和责任感。支持外来人口文化活动。比如“三个乡镇工人业余艺术团”,成员都是镇内企业的异地务工人员,自2004年成立以来,开展免费演出超过400场,观看人数超过60万人次。从2011年9月起开展为期5年的全民修身养性行动,其中专门配套了新老Z市人融合行动,进一步破除本地人与外地人的身份和心理隔阂。连续多年开展“同是Z市建设者”和“技能人才”等评选表彰活动,累计表彰各类优秀异地务工人员1000多名。在这些探索的基础上,继续强化“新老Z市人,都是一家人”的理念,不断提高异地务工人员的社区参与度。
2013年12月12日至13日,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会议要求,要以人为本,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把促进有能力在城镇稳定就业和生活的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作为首要任务。要优化布局,根据资源环境承载能力构建科学合理的城镇化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协同发展。要坚持生态文明,着力推进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尽可能减少对自然的干扰和损害,节约集约利用土地、水、能源等资源。要传承文化,发展有历史记忆、地域特色、民族特色的美丽城镇。
结合给定资料,围绕“当前新型城镇化的核心”写一篇文章。(40分)
要求:
(1)参考给定资料,自选角度,自拟题目;
(2)观点明确,联系实际,分析具体,条理清楚,语言流畅;
(3)总字数800—1000字。

【参考答案】

2014年上海市公考《申论》真题(B类)
新型城镇化要以人为本 (标题优势:简洁明了,点名主旨)
城镇化......

(↓↓↓ 点击下方‘点击查看答案’看完整答案、解析 ↓↓↓)
热门 试题

未分类题
大批赴美志愿者汉语教师在美国校园和社区内担当着文化使者的角色,来自四川的高中教师小琼就是其中之一。为期一年的赴美教学经历给她、她的美国学生乃至美国“街坊邻居”都留下珍贵记忆。小琼在俄克拉荷马州一座小城执教,借住在一对老夫妇家中。小城只有一家沃尔玛超市。用男主人加里的话说,“全镇人几乎互相都认识”。这个四川姑娘每次出门都会被当地人认出来,很多人都会友善地同她打招呼。文化交流归根结底是人的交流、感情的交融。小琼说,自己在2008年汶川大地震中不幸失去双亲,很长时间难以从悲伤中走出来,但这对美国老夫妇的悉心照顾、小镇居民的热情让她真切感受到人间真情。和其他汉语教师一样,小琼也配备了介绍中国文化的“资源包”,内容从神话故事、历史名人到古典名著不一而足。不过,在和孩子们的接触中,她本身就是当地人了解中国的一个“资源包”。“你们也有手机么?”“家中有电视吗?”一个个问题背后是美国孩子对中国的不了解。当然,在打开“资源包”的同时也不可避免引发价值观碰撞。“美国老师不加班、中国老师爱加班”“中国人爱储蓄”,甚至小琼想起万里之外家人时充盈的泪水,都让孩子们乃至大人们真切地感知着“中国人”的家庭观念,碰撞后带来的是了解和欣赏。“我们觉得她是最好的‘中国制造’。”加里对记者幽默道,“如果你们国家要派出中国文化大使,选我们的琼准没错。”当记者在世界各地问起:“提起中国文化,您会想到什么?”在赤道边春城内罗毕,中非关系专业在读研究生瑟库拉这样告诉记者:“孔子,我会想到他。我上过不少有关中国外交、非中关系的课,每次遇到理解不了的思想时,我们就开玩笑说‘这是孔子的思想’,每次辩论课上找论据时,我们最后总会找到‘孔子曰……’。西方也有很多先贤,但中国先贤似乎我只了解孔子。”在内罗毕CBD地区一家大排档餐厅,28岁的顾客贝利对记者说:“我通过在内罗毕工作的中国人了解中国文化。我觉得要想让肯尼亚人了解中国文化,最重要的是生活在本地的中国人的态度,希望中国人能同当地人多交流。中国政府也应在非洲多办一些展览,比如饮食展览、传统服饰展览,这样我们才能了解更多中国文化。”记者在采访过程中最深刻的体悟是:在融合流动的地球村里,每个人都是一国最生动的“文化名片”,你传达什么,对方就感受什么。提高中国文化软实力,扩大中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看似工程浩大,却始于足下。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政府需要做的还很多,而民间交流、业界合作也亟待进化升级。题目:______2011年10月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文化在综合国力竞争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凸显,维护国家文化的任务更加艰巨,增强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国际影响力更加紧迫,文化输出已被提升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具备了明确的政策导向。(小标题一:______)截止2011年,我国文化产业在交易市场“遍地开花”。9月至10月,“中国文化月”在美国举办,一批优秀作品上演;11月,原创杂技芭蕾舞剧《胡桃夹子·海上梦》亮相后,与多家海外演出机构签订为期5年歌舞巡演合同;12月,土耳其中国文化年拉开序幕。截止2011年底,我国已正式运营巴黎、柏林、东京等9处海外中国文化中心……在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的M看来,近年来,伴随着与世界各国文化领域的合作日渐深入,我国文化市场的开拓正在不断加强。“不仅出口企业数量在增加,退出产品的种类也日渐繁多。”他以自己所在的企业为例说,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出口报刊、影像制品等实物出口领域,扩展出数量加工和物理加工为一体的增值服务贸易出口,并开展了国外业务。“经济发展态势良好,文化产业才有走出去的资本和空间。”某大学文化创意产业研究所所长J说。“在世界各地,都能看到中国公司、中国人的身影,是文化输出的‘经济和人文基础’。”J说,“从另一个角度看,日渐增多的国际间经贸合作也有倒逼文化输出加速。”当前,在中国企业迅速增加海外投资的过程中,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是:面对思维方式、价值取向迥异,文化背景天壤之别的海外合作者,我们如何实现无障碍交流?“经济合作归根结底是人与人的合作。随着合作深入,我们必然要与不同人群进行深层次交流。文化产业有义务承担起建立沟通、化解误会的责任。”J说,“文化输出不仅具备了经济基础,也成为经贸尝试合作的必然需要。”(小标题二:______)“在没来到中国之前,我对中国的印象主要是:美食、长城、秀水街等等,但基本都是些片面的概念。”英国女孩娜姆说,“但在北京生活了3年后,我反而不知道该怎么概括对这里的印象了。因为了解越深,越觉得有很多文化是我不知道的。”“这是对中国文化理解的片面化的个例。如果本土文化产品没有大量投入海外市场,当地消费者只能面对极有限的选择,而这部分产品由于不具备生产规模,难免存在内容片面等问题,传递给国外消费者的‘中国印象’也不可能完美。”J说。于是,真正的中国文化精髓没有畅通的输出渠道,反而一些细枝末节的文化枝桠被广泛认知。比如,伴随着海外华人数量的急剧增长,养生、菜谱等种类书籍因与生活密切相关而广泛传播。“但这些枝节根本无法还原中国文化的全貌。久而久之,就导致了一些外国人对中国印象的片面化、表面化。更重要的是,文化领域的误解会伴随着人与人的交往,辐射至各个领域。”J说。“当别人不了解,甚至选择性误解你时,你更需要澄清自己。但为何我们屡次遭遇误解却难以澄清?因为长期以来,我国在文化传播领域仍处于弱势地位。”J说,“目前,国际舆论仍牢牢把握在欧美媒体手中。我们难以呈现一个全面而真实的形象。”“近年来,中国文化作品,艺术展演在海外亮相,无论从频率、水准和反响看,都是前所未有的。这一方面满足了艺术爱好者的需求,一方面也纠正了部分人对中国文化的误读。”J说。“文化输出的本质,是传递真实、全面的中国文化,获得公平的话语权,化解误会。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仍有很多需要改善之处。”某新闻学院院长Y说。(小标题三:______)“我国文化产业仍处于起步阶段,因此市场经验缺乏、优质品牌不足、版权意识不成熟仍是普遍存在的问题,这都属于软件上的缺失。”中国知识产权律师网的许律师说。“种种政策导向都在释放信号:文化输出必须接受市场规则,顺应海外市场特点,以此提高本土企业的软实力。”J说,“有一些地区因为发展心态浮躁,出现了‘揠苗助长’的现象。比如,一些地区盲目设立发展目标,导致政策制定和发展现状脱节。”“要真正实现文化输出的目标,文化企业不仅得学会运用资本手段,武装企业硬件,更应创造出多元化、理念先进的文化产品。”Y说。“日本动漫、韩国偶像剧等,都是营造良好国家形象的手段和符号。在通往国际市场的文化快车上,我们虽然起步晚了点,但中国文化底蕴深厚,又有极强的创新意识,一定能赶上世界的步伐。”J说。中国曾一度被称为“世界加工厂”,为“洋品牌”贴牌生产,即为大品牌做代工,几乎成了国内众多鞋、服企业的必经之路。而N市BL集团却在时尚产业相当发达的韩国、法国找到甘心为自己做贴牌的大牌制造商。“洋品牌”能为中国企业贴牌生产,这是中国企业品牌发展之路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标志着中国企业拉开了品牌输出的序幕。BL集团是一家涉及多种品类、跨行业的集团公司。集团拥有“××家纺”“××休闲服饰”“××西裤”等著名品牌。作为中国家用纺织品最大的生产基地,集团主导产品——“××家纺”,囊括卧室、客厅、厨房、卫生间和小装饰五大系列,千余品种、上万种款式,产品远销欧美、日本、东南亚及中国港澳地区。自从去年在N市国际服装博览会上结识后,BL集团和S公司很快就签订了贴牌生产协议。S公司按照BL集团的设计要求,为后者设计、生产“××品牌”的高档女鞋。S公司是韩国名列前三甲的皮鞋生产企业,也是一家只为韩国顶级皮鞋品牌代工的制造商。就是这样一家颇具实力的大牌企业,如今却为BL集团做起了贴牌加工。品牌是一个符号,是产品多方面因素的综合体,是产品表达自身信息的载体。S公司向中国的BL集团送秋波,是他们认同该集团的品牌经营模式。S公司了解到,BL集团自1992年就开始把大部分生产外包,一心从事品牌、渠道经营,至今已在国内市场成功打响10个自有原创品牌,年销售总额达到30亿元,这家向来只为顶端品牌代工的制造企业立刻对其刮目相看,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因素是:S公司非常看好中国原创品牌的市场前景。作为BL集团旗下一个仅仅2岁多的年轻品牌,定位中高档商场的“××”,在与国际知名品牌的同台竞技中,稳居销售榜上游。BL集团用行动说明,目前,中国鞋业已经由注重使用价值,过渡到追求文化审美价值的不断提高。但我国许多鞋企做品牌更多的是采取模仿国外的方式,不是自身孵化。而品牌除了使用价值,更多地包含了文化审美等附加价值,文化审美价值越集中,越能讨消费群喜欢;对消费群宽容度越大,品牌就越成熟;每个品牌都应有自己的定位、自己的消费群,针对一个定位群表达的文化审美内容越多,品牌越成功。我国正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国内消费者对时尚的追求以及购买力都在逐年提高,这正是国内企业打响原创品牌的好机会。一旦在国内市场获得成功,离国际品牌的距离也就不远了。有专家指出,在产品同质化的今天,品牌竞争力包含了企业在资源、能力、技术、管理、营销、人力资源等方面的综合优势,是形成并实现企业可持续增长的动力源泉,是企业核心竞争力最持久的外在表现。虽然中国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商品制造供应基地,但品牌竞争力优势仍然比较弱小。中国企业不缺乏产量优势,也不缺乏品质优势,众多中国品牌已经解决了生存的问题。未来,中国商品价格的增值将主要依靠品牌建设。从中国制造到中国创造再到中国品牌,中国品牌必须摒弃长期奉行的以产量取胜的低盈利扩张模式,转而进行全方位品牌经营和世界顶级品牌营销战略的努力,优选高效的品牌化战略与品牌架构以推进品牌资产的增值并且最大限度地合理利用现有的品牌资产。从品牌输入到品牌输出,使中国品牌无形资产扩大,国际市场地位大幅提升。世界各国都在探寻支撑中国经济增长背后那只看不见的手——中国文化,这意味着中国进行文化输出并借机升级中国品牌的时代已经来临。目前,中国制造在世界上很多领域都没有话语权,中国是世界上羊毛使用量最多的国家,但中国羊毛产业在国际羊毛领域没有话语权;中国是制造大国,产品遍布世界各个角落,但相当多的中国制造产品却没有定价权。同时,国产品牌走出国门不是受阻就是“消化不良”。究其原因,关键在于中国品牌的文化元素没有得到国际上的认可。文化在品牌的国际化进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主动和系统地输出文化,不仅能够消除经济全球化所带来的不利影响,而且能为企业国际化进程加速、助力。因此,对于中国企业来讲,在用功能满足国际市场的需求之前,先要满足其对文化的认同。品牌文化具有长久的穿透力,你建立什么样的文化,这个品牌就有了这个文化基因的价值取向。有了文化的品牌才是有灵魂的品牌,才会有生动的生命,品牌文化决定了品牌的生死存亡,塑造品牌的根本是文化元素,就是说品牌所蕴涵的文化传统和核心价值取向,是决定一个品牌能否生存持久的关键。针对近日在中国内地掀起的一股追韩狂潮,政协委员G在2014年3月2日接受记者采访时称:“韩剧热播,已经不仅是韩剧的问题了,这让我们的文化自尊受到伤害,文化自尊的伤害是由于文化自信的缺失。”韩潮来袭,韩迷们自然是喜不胜收,来者不拒,多多益善。而如像G这样的文化人士,则不免有些心存疑虑,担心韩流损害我们的文化自尊。一方是欢迎,一方是反对。究竟谁说的更有道理?有网站发起“我们该如何面对韩剧热潮”的讨论,引发大量跟帖,有网友把帖中的核心观点摘录如下:观众喜欢韩剧,当然有其理由,比如情感细腻,演员养眼,制作精良等。相比于国内电视剧,这些都是韩剧的优势所在,在这个文化多元开放的时代,其实不管是韩剧,还是好莱坞的电影,我们都有选择的自由。原因很简单,观众自然是什么好就看什么。从某种程度上说,观众所看中的更多的是韩剧的娱乐功能,而非文化入侵。有人认为,韩剧逻辑性较弱,观看时无需动脑子,可以单纯地“感情发泄”。换言之,观众在看韩剧时绝不会去想韩国文化怎么就伤害了中国文化这样的宏大命题。在他们看来,只要故事足够精彩就够了。任何一种文化的体现都需要一定的载体,韩国的电视剧,每个好莱坞的电影,这些都是外来文化的表现形式。同时也是外来的“文化鲶鱼”。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我们的文化自尊受到伤害,并非是从韩剧或者好莱坞电影开始,因为自西方人用皇船利炮打开清政府的大门开始,无论是洋务运动,还是新文化运动,我们的传统文化可以说一直在与西方文化的斗争中不断地延续和发展。不可否认,现在中国传统文化式微,有些好的传统,好的习惯,好的做法都被抛弃了。但中国文化或者说华夏文明依然在一脉相承。不可否认,韩剧是韩国文化的一种体现。韩剧热无形之中会带来韩国文化的影响,对中国文化带来一定伤害。但是这种影响究竟有多大,伤害程度究竟有多深,没有准确的实证数据。韩剧在大陆风行已不是一天两天了,我们可以看到人们穿韩版衣服,说一两句“欧巴”“思密达”,吃几次韩餐,可并没有见到谁因为喜欢韩剧就改一个韩国名字或移民韩国。韩剧的影响当然是客观存在的,但说伤害了我们的文化自尊则未免太高估了韩国文化的影响。看看韩剧,天不会塌下来,文化自尊也不一定会受到伤害。换个角度说,我们正视韩流的影响,可更要思考如何让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当前,中国在中外文化交流中存在着逆差,中国优秀文化走向世界和国外文化涌入中国,在数量质量上都难成比例。为了扭转这种逆差,有学者提出了中国文化输出问题。这个问题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中国对外开放发展到一定程度后的必然产物。随着中国对外开放水平的进一步提高,人们认识到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不仅要“引进”而且要“输出”。有学者认为,“在最初的挪用套用之后,必须有自己的创造性输出,否则这个民族就会丧失真正的精神生命力。”“中国当代文化需要进一步奠定自己的文化精神生长点,借此从中西文化交流的逆差中走出来,真正开始自己的文化创生性,走向中西文化平等对话和文化输出。”从1934年鲁迅提出“拿来主义”到当前我们提出“文化输出”,已经整整过去80年了。科学发展观要求我们对外开放要坚持“引进”和“输出”相结合。拓展发展空间,增强发展后劲,不仅是对经济建设提出的要求,而且也适合文化建设。这就是说,我们的文化建设要坚持“拿来主义”与“文化输出”相结合。学者指出,中国当代文化建设从“拿来主义”到“文化输出”虽然是一个巨大的转变,但是,我们的文化输出不能为输出而输出,而应在人类文化发展史上占有一席之地。正如我们“拿来”的是人类所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我们的文化输出也必须输出的是中国当代文化中对人类健康向上发展的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的文化输出应以我们的原创作品为主,即能够代表中国的国家形象,代表中国人民的形象,代表中华民族文化的形象。过去,我们在文化产品输出中也输出了不少优秀的文化产品。但是,不可否认,我们输出的有些文化产品却是在迎合西方一些人的狭隘需要,贩卖的是一些中国文化中落后的、丑陋的东西。这种文化输出损害了中国的国家形象,损害了中国人民的形象,损害了中华民族文化的形象,这是我们必须坚决反对的。因此,中国当代文化要想解决中外文化交流中存在的“逆差”现象,就必须在努力解决现存冲突的过程中大力创造有价值的文化产品。这样,中华民族才能在人类的健康向上的发展中作出自己应有的独特贡献。这种“有价值的文化产品”,首先就内含着中国人自己的价值观。因此,有学者套用法国前总统德斯坦的话说:“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是不会成为一个真正的大国的。”鉴于有人提出从文化拿来主义走向文化输出主义的理念,有学者也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一、少拿“主义”,一提主义往往会走向极端;二、在文化上还是要“拿来”与“输出”并举。文化上的平等交流应该是互通的,一手进一手出,不应该只进不出,或只出不进。现在没有哪个国家愿意只做进口生意不做出口生意的,文化上也如此,否则根本不符合世贸协定。“拿来”的是我们没有的,而且是必须的;“拿来”也不是全盘西化、囫囵吞枣,而是咀嚼消化,为我所用。“输出”也不是不分好歹地“倾销”,文化上的劣质产品应该杜绝出口,以次充好必然败坏名声,后患无穷。即使是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尽管资源十分丰富,也需要经过现代的阐释,方能切合现时代世界的需要。最能体现中国当今文化软实力的,应该是经过中西会通又从现实需要出发,体现时代特点的原创性的文化观念、文化思想和文化产品。所以在输出什么、创造什么文化产品和怎样输出等方面,还需要作通盘的规划,并付之行动。“给定资料5”划线部分写道“中国在能够输出价值观之前,是不会成为真正的大国的。”请结合你对这句话的思考,联合材料和自己的感受,自拟题目,写一篇文章。(40分)要求:(1)自选角度,立意明确;(2)联系实际,不拘泥于“给定资料”;(3)思路清晰,语言流畅;(4)总字数1000——12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