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项选择题

(二）
刘丽涛是江苏省新沂市公安局局长。她深知“群众看公安、关键看破案”的道理，只要发生大案,不管多苦多险，她都冲在最前面。把百姓当亲人、把百姓的事当自己的事，是她始终坚持的信念。在新沂市公安局开展的群众大接访活动中，刘丽涛认真了解情况，面对面听取上访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仔细调查核实，使许多积压多年的信访案件得以妥善解决。她把“耐得住寂寞、守得住清贫、抗得住诱惑、管得住小节”作为对自己的要求和约束。凡是要求民警做到的，自己首先做到；凡是要求民警不做的，自己首先不做。
“一身正气当警察、漂漂亮亮做女人、干干净净走人生”是她的座右铭。正是凭着巾帼不让须眉的勇气、亲民爱民的柔情，刘丽涛续写着任长霞的故事,赢得了群众的信任和称赞，先后荣获了“全国优秀人民警察”、“任长霞式公安局长”等荣誉称号。
从材料中可以看出，刘丽涛所践行的公务员职业道德要求是（）。

A.爱岗敬业、忠于职守
B.严于律己、以身作则
C.清正廉洁、公道正派
D.爱民亲民、服务群众

<上一题目录下一题>

热门试题

未分类题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8年12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圳工作作出重要批示，其中要求深圳践行高质量发展要求。数据显示，中国经济过去40年的年均增长率接近10%，GDP占世界经济比重由不足2%提高至16%左右，创造了中国发展奇迹。但在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万元GDP能耗过大、环境问题突出、食品药品安全事件时有发生，教育、医疗、住房等基本民生保障有待进一步改善。有学者指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高质量发展，就是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为根本，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通过创新发展、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开放发展、共享发展，加快建成现代化经济体系，为实现“两个一百年”战略目标奠定坚实基础的发展过程。经初步核算，2018年深圳GDP突破2.4万亿元，全社会研发投入超过1000亿元，占GDP比重达4.2%，居全球前列；新增各类创新载体189家，累计达1877家；国内专利申请量达228608件；PCT国际专利申请量18081件，连续15年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截至2018年底，每万人口发明专利拥有量为91.25件，为全国平均水平的7.9倍。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创新型龙头企业迅速崛起：华为成为全球最大通讯设备制造商；腾讯成为全球最大互联网公司之一；比亚迪成为全球销量最大的新能源汽车企业……同时，一批高成长性的创新型企业不断涌现：大疆公司通过技术创新创造消费级无人机新市场，占据全球约70%市场份额；优必选公司凭借自主研发的伺服舵机、步态算法等，成为全球估值最高的人工智能企业之一。然而，与国内外先进城市，尤其是与硅谷、特拉维夫等世界创新中心相比，深圳在基础研究和源头创新方面，仍有较大差距，一些关键核心技术和高端设备依赖进口、受制于人。近年来，深圳加大战略性新兴产业培育力度，加快产业布局，以新一代信息技术、高端装备制造、绿色低碳、生物医药、数字经济、新材料、海洋经济等为代表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集聚效应逐渐显现，产业结构持续升级，发展动能强劲迸发。2018年，深圳战略性新兴产业增加值占全市GDP比重达37.8%。如今，战略性新兴产业成为全市经济发展的主引擎，助力深圳经济由“速度时代”转向“质量时代”。近年来，深圳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促进实体经济健康发展，包括：出台“营商环境改革20条”，发布“不见面审批”服务事项清单，出台“深圳90”改革措施将原来审批时限压缩三分之二，实行商事登记“三十证合一”，推动企业投资项目备案等服务事项实现“秒批”，颁布实施《深圳经济特区知识产权保护条例》；建立诚信“红名单”和失信“黑名单”制度，对列入“红名单”的主体实行政府服务“绿色通道”和“容缺受理”，对列入“黑名单”的主体予以重点监管，加大行政性约束和惩戒力度；通过财政资金支持，引导企业充分利用新技术、新工艺、新装备、新材料等提升市场竞争力，并推动珠宝、钟表、眼镜等传统优势产业实现从传统加工业向时尚产业转变；加大面向中小微企业的担保增信、风险补偿、贷款贴息等政策支持，同时大力推行“长期租赁”和“先租后让、租让结合”的产业用地供应方式；投入资金对创新创业项目予以资助，培育创客服务平台和创业孵化载体，并通过举办创业大赛吸引社会资本投资创新项目。2018年12月16日，深汕特别合作区正式揭牌，标志着深汕特别合作区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有专家分析认为，这对深圳而言，城市有了更大的产业腾挪空间，通过产业共建优化产业布局，推动产业转型升级与创新发展，为深圳建设高质量发展的先行示范区提供新的支撑；对广东而言，这是一次强市放权的改革探索、新型城市化建设模式的尝试，践行新发展理念，高标准建设一座产业新城，为全国的区域协调发展探新路、提供广东样本。深圳拥有1145平方公里海域和260公里海岸线，是名副其实的海洋城市。2018年8月，深圳发布《深圳市海洋环境保护规划（2018-2035年）》，将海洋空间分为四类管理分区，确立了陆海统筹的海洋污染治理路径，并强化对海洋资源的保护与生态修复；10月，发布《关于勇当海洋强国尖兵加快建设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的决定》，推动海洋产业集聚发展，实现海洋经济跨越发展和高质量发展；11月，出台《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专项资金扶持政策》，对海洋经济等重点发展的战略性新兴产业予以支持。近年来，深圳在生态文明建设方面做了大量工作。比如，深圳在全国率先立法要求新建建筑全面执行建筑节能和绿色建筑标准，并率先在公共建筑节能监管体系建设、建筑节能改造、可再生能源建筑应用等方面开展试点；2018年深圳通过核定重点用水单位用水计划、开展节水型载体创建、节水器具推广、推进再生水利用等方式，大幅降低万元GDP用水量；2018年深圳盘活存量土地约16平方公里，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提供了空间保障。深圳市盐田区在全国率先推行以“碳币”为核心的生态文明全民行动计划，以“碳币”形式，对个人、家庭、社区、学校和企业的生态文明行为进行激励，引导全社会增强生态意识、践行绿色生产、享受低碳生活。市民可以通过租乘公共自行车、分类投放垃圾、节约用水用电等多种绿色低碳方式来获得“碳币”，进而兑换奖品和优惠。截至2018年10月10日，参与的市民达14.5万人，累计发放约1.39亿“碳币”。绿色低碳是电动汽车的突出优势。2017年深圳就已实现专营公交车辆的全部纯电动化，2018年又新增新能源汽车7万辆，累计投放21万辆，投放纯电动出租车2.15万辆，基本实现出租车纯电动化。2018年度深圳市环境状况公报显示，深圳PM2.5平均浓度为15年来最低，这个结果有电动汽车的一份功劳。然而在电动汽车的逐步推广使用中，存在的电池问题不容忽视。近年来，因电动汽车电池使用、运输、贮存不当及车主私自拆卸、拆解电池而发生的爆炸事故时有发生，电池安全问题亟需重视。另外，有专家指出，我国电动汽车电池已经进入规模化“退役”期，预计到2020年累计退役量将超过20万吨。大量的废旧电池如果不能得到妥善的回收和技术处理，不但会引发安全问题，还会严重污染环境。同时，由于缺乏强制性规范和统一的技术标准，废旧电池回收利用的成本居高不下，加之很多车主随意处置废旧电池，严重影响了相关企业回收的积极性和效率。专家认为，如果引导得当，电池回收利用其实蕴藏着巨大商机，以锂电池为例，由于电池内含有多种稀有金属，完全可以“梯次利用”，故被喻为“城市矿产”。有研究报告预测，2023年电动汽车电池回收利用市场规模将达到150亿元。目前，前海已经成为我国发展最快、效益最好的区域之一。自有统计数据以来，前海实际利用外资年均增长率超过200%。在产业合作上，前海积极打造港资企业集聚区和转型升级引领区，汇聚汇丰集团、东亚银行、港交所等一大批知名港企。近年来，前海率先在全国推动实现跨境双向股权投资、跨境资产转让、跨境人民币贷款、跨境双向发债和跨境双向资金池“五个跨境”。未来，前海将继续推动金融业务创新，提高金融创新服务实体经济的效能，与深圳周边地区协同发展。近年来，在“一带一路”倡议的背景下，深圳企业积极走出去开展对外投资和国际合作。截至2017年底，深圳企业在外协议投资总额达433.22亿美元；2018年深圳对外直接投资增长118%。深圳企业在走出去的同时，对外投资形式日趋多样化，已由以境外贸易“销售窗口”形式为主，发展到生产、服务、研发、资源开发、资本运作等多种投资合作形式，显著增强了产业地位和竞争力。未来深圳还将以粤港澳大湾区建设为契机，充分发挥自身在创新方面的体制机制优势，积极拓展深港澳合作新空间，全方位加强与香港在金融、教育、科技等领域的合作，大力加强与澳门在基础设施建设、文化创意、特色金融等领域的合作。深圳是一座吸引人才的城市。一位在深圳创业成功的知名企业家深有感触地说，“深圳让我感受最深的是这座城市的开放、包容和创新、创业的氛围。我很庆幸自己能在深圳创业，深圳是一座能让人实现理想和抱负的城市，来自各地的人，通过自己的努力梦想成真。”多年来，深圳吸引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才总量超过500万，这极大地助推了深圳经济的快速发展，为其赢得“设计之都”“创新之都”“创客之城”等美誉。随着深圳国际知名度和影响力的提高，大量外国人士也慕名而来、寻求发展。比如，深圳蛇口街道辖区的外国人总量就位列全省第三、全国第八。同时，深圳也是一座能留住人才的城市。除了各项人才优惠政策之外，“宾至如归”服务人才的理念和行动也是一个重要方面。以深圳蛇口为例，当地社区通过开展练书法、秀旗袍、制月饼、包粽子、品茶道、尝美食、猜灯谜等形式多样的中外文化交流活动，使外国人士体验中国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更快和更好地融入当地社区。时至今日，“来了就是深圳人”已经深入这座移民城市的文化骨髓，成为深圳集聚人才的独特优势。2018年，深圳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全市教育、医疗卫生和交通等民生领域支出2772亿元，占财政支出的比重达65%。2019年，安排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2039.7亿元。其中，安排教育支出274.3亿元，加上对区级学前教育转移支付34亿元，共安排308.3亿元，增长19.3%；安排医疗卫生支出154亿元，增长22%。另外，将进一步推进实施交通便民措施，坚持公交优先，安排全市公交、燃油等公用事业补贴、高速公路回购等资金，切实降低交通出行成本。近年来，深圳转变城市管理工作理念，积极引导公众参与城市管理。比如，深圳市城管部门开通的微信公众号“美丽深圳”升级改版后，开发的“城市问题爆料领红包”功能，市民可以通过微信直接爆料城市管理方面的问题，只要立案就能获得微信红包奖励，大大激发了市民参与城市管理的热情。2018年，深圳市城管部门通过微信渠道接报案件32万余宗，总体结案率达97%。目前，深圳有1000多个城中村，超过1000万流动人口居住其间，提供了全市60%的住房供应，城中村由于房租低、生活便利，成为很多“深漂”的第一站。然而，不少城中村基础设施比较简陋，公共活动空间不足，停车、行车难，电线外露、污水横流、乱贴广告、私搭乱建，无照、无证经营情况突出，存在较多安全隐患。正因为城中村问题较多，且深圳土地资源利用趋于饱和，城中村改造一向是深圳的重点工作。以往为了追求城市美观和效率，对城中村改造大多采用拆迁方式。对此，有专家指出，城中村承载着深圳移民文化，以往大规模拆除重建模式不仅挤压了低成本居住空间，也带走了许多人的城市记忆，而且是一场耗资巨大的投入。近期，《深圳市城中村（旧村）综合整治总体规划（2019-2025）》正式发布。由“拆”到“治”的转变，是该规划的一个焦点。该规划提出，以综合整治为主，融合辅助性设施加建、功能改变、局部拆建等方式进行城中村有机更新。近期，以“智慧城市·智慧生活”为主题的第16届香港国际资讯科技博览会，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来自14个国家和地区的610多家展商展示了各具特色的智慧城市方案。在爱沙尼亚展位，据介绍，该国居民资料只需提供一次，政府负有互通有无的责任；开办一家企业仅需8分钟，创造了世界纪录；高达98%的药物是以电子处方开出，患者可以持卡直接去药局领药。在香港展位，工作人员指着一根小小的智慧灯柱说：“别小看这个智慧灯柱，它能解决困扰香港市民、游客很久的定位准确度问题。”这个集智能照明、5G移动网络基站、视频监控、地理二维码及无线射频识别标识、视障人士手杖系统等功能于一体的智慧灯柱，能成为解决人口、建筑高密度的城市管理与服务问题的突破口。近年来，深圳北站社区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统筹各类资源开展社区工作，推动辖区各类组织共促共融、互联互通，“搭台唱戏”探索“大党建”模式。社区为居民设置24小时自助图书馆、设立“北站小巢”四点半学堂、开展“空巢儿童”暑期快乐营活动、成立“生态体验式”家庭健康俱乐部、为来深人才提供“一站式”服务等高品质和精细化服务，使得社区的凝聚力越来越强。根据给定材料，围绕“以新发展理念为引领，深入推进深圳高质量发展”这个主题，自拟题目，写一篇对策性议论文。（50分）要求：（1）紧扣主题，紧密联系材料；（2）论述充分，对策合理；（3）结构严谨，条理清晰，语言流畅；（4）字数1200字左右。

未分类题

近一个世纪以来，红色文化一直是上海这座城市的底色。党的十九大闭幕后不久，习近平总书记就带领中央政治局常委一同瞻仰上海中共一大会址和浙江嘉兴南湖红船。在上海中共一大会址，习近平总书记和常委同志重温入党誓词，宣示了“不忘初心”的红色文化情结。我国的红色文化在上海萌芽、发展和传播不是偶然的。20世纪初，便利的交通、发达的印刷业、频繁的国际交流以及民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兴起，使上海成为思想舆论传播的重镇，各类思想学说争相登场、展开论战。1920年，由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在沪出版，上海成为当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新中心。同时，我国的马克思主义知识分子作为桥梁，把马克思主义与工人运动结合起来。在此基础上，上海成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地，这奠定了上海在红色历史文化传承中的重要地位。红色文化的历史完整性，成为上海文化的一大特色。它不只涵盖革命时期的上海，而且包括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开放时期的上海。新中国成立后，上海积极支援全国建设，涌现出一大批社会主义建设的先进人物和典型事迹。改革开放以来，上海成为改革开放排头兵、创新发展先行者，成为展示中国现代化建设成果的重要窗口，凸显了以红色文化为基色的上海文化资源的当代价值。文化品牌承载着城市精神品格和理想追求，是城市软实力的重要依托。2018年上海制订了《关于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三年行动计划》，明确三大重点任务——全面打响上海红色文化品牌、海派文化品牌、江南文化品牌。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这一历史方位，全力打响“上海文化”品牌、加快建成国际文化大都市这一战略目标具有重要意义，要对标国际文化大都市的最高标准，虚心学习兄弟省市的好做法好经验，加快打造一批海派特色突出、城市特质彰显、内涵价值丰富、感知识别度高的国内国际知名文化品牌，着力构筑上海文化发展新优势，不断提升城市文化软实力。上海是中国近现代社会走向世界的港口城市，是中华民族优秀历史文化实现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成功典范。1843年11月上海开埠后，古今中外文化交融汇合，上海人兼收并蓄，形成独特的海派文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逐渐成为海派文化的主流价值取向。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上海传播，中国共产党组织在上海成立，以救亡图存、民族复兴为目标的红色文化，孕育于海派文化，又引领了海派文化发展方向。城市是现代文化的载体。上海位于长江出海口，自古以来就是一片不断生长着的土地。从考古发现上看，从最初的马家浜文化，过渡到崧泽文化，再到良渚文化、马桥文化，精益求精、创新发展、海纳百川，是这片土地上的先民们大体相同的文化性格特征和生存智慧。开埠以前的千百年间，从春申君封邑到沪渎渔村，从华亭善治到云间繁华，从海上丝绸之路重镇的青龙港，到江海通津、东南都会的上海港，上海由水而起，因港而兴，江南文化的刚健与雅致、开放与包容、务实与创新，为海派文化形成提供了丰厚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明清之际，上海人徐光启在中西文化交流上，首开合作互鉴、为我所用、求真务实的先河。六朝以后的江南，特别明清时期的江南，是中国经济、文化最为发达的地区。宋代以后，棉、丝、盐和茶在江南经济中占有相当高比例。明清时期的江南，由于人口密度高，不同区域自然禀赋有所不同，形成了一个多样化、专业化、精细化、有着充分市场的经济结构，已有粮食、棉花与蚕桑产区的专业分工。粮食产区面积最广，涉及苏、松、杭、嘉、湖、常、镇七府，棉花产区以松江为主，蚕桑产区以湖州为主。蚕桑区的中心是苏、湖、嘉、杭四府交接地区，尤以湖州的长兴、德清，嘉兴的桐乡、石门和苏州的吴江等地最为发达。茶、苎麻、蓝靛、漆、桐、柏、竹、木、渔、盐等，也都有专业化生产，甚至植桑与养蚕也有分工。乌镇曾有远近闻名的桑叶市场，有些农户从养蚕产业链中独立出来，专门种植桑树、生产桑叶、运输桑叶、销售桑叶而不养蚕。手工业生产的专业化程度也很高，丝织、棉纺、陶瓷、制糖、酿造、造纸、矿冶、五金等，各有专家。研究成果表明，宋代以后，江南地区士大夫必兼农桑之业方得赡家，亦农亦商、士商一家的情况相当普遍，商贾地位不断提高，传统的“士-农-工-商”的顺序，实质上已经是“士-商-农-工”了。明清上海本是松江府属一县，一直浸润、成长在江南文化之中。明代与西洋来华传教士合作翻译西方书籍的著名学者杨廷筠、李之藻都是江南人，研究西洋文化非常出名的王锡阐也是江南人。顾炎武著《天下郡国利病书》等书，为倡导经世致用之学的杰出代表。在地理学方面做出非凡贡献的徐霞客、顾祖禹，都是江南人。长期居住在苏州的唐甄所著《潜书》，对社会积弊提出多方面的批评，在清代思想史上留下重要一页。清代学者所编《畴人传》（包括续编、三编与四编），共收明末以后的各地天文、数学方面的学者220人，籍贯确切可考者201人，其中江南人占了一半以上，充分说明江南地区科技人才众多。近代上海移民来自全国各地，但绝大部分来自江南。据统计，1930年，江苏、浙江两省籍人占公共租界人口的88.4%，占华界人口的85.5%。1950年1月，江苏、浙江与上海本地籍人，占上海总人口的88.9%。由此可见，近代上海人中，江南人士占了八成以上。江南文化与海派文化有直接的渊源关系。当然，海派文化并不是江南文化的简单汇拢，而是经过上海这个特大城市的集聚与熔铸，吸收了中国其他地方在沪移民所体现出来的地域文化，以及租界和外侨所体现的西洋文化，才得以形成的。以移民为主体、以陌生人社会为重要特征的特大城市，对于文化的集聚、熔铸与升华能力，与以本地人为主体、以熟人社会为重要特征的乡村城镇对于文化的影响，具有巨大的、甚至是本质的差异。上海开埠时，在江南城市中并不占显要地位，人口体量与文化地位均比不上苏州、南京、杭州。开埠以后，经过多种因素错综复杂的影响，很快跃升为江南地区首位城市，1860年以后，其经济、文化地位已经超过了苏州、南京、杭州。1935年，上海人口超过370万，为世界第五大城市，仅次于伦敦、纽约、东京与柏林。1947年，上海人口相当于北平、南京与天津三大城市人口的总和。上世界80年代，上海上缴中央财政的资金占当年的地方财政大约86%～90%。资金困难的同时，上海还存在“两个一百万”的巨大难题：在大规模的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有一百多万的工人大转岗；在大规模的城市改造过程中，有一百多万的市民大动迁。牵一发而动全身，处理不当，会引发社会震荡，改革、发展便无从谈起。难题面前，上海没有回避，而是迎难而上。90年代初，上海提出了“三个保证”：保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保证服从国家宏观调控、保证超额完成财政上缴，启动了对发展至关重要的“三项改革”：率先改革、自主改革、自费改革。这是上海向党中央立下的军令状，破釜沉舟，自我加压，敢于承担历史风险和历史责任。上海的干部群众没有等、靠、要，而是积极主动担当起“重振大上海雄风”的历史使命。进入新时代，上海肩负新的历史使命，唯有拿出“改革开放再出发”的决心和勇气，才能赢得新的优势。而上海改革开放再出发的精神动力，是上海城市精神更具体的表达、更生动的诠释。上海是个讲“大局”的城市。2008年上海纪念改革开放30周年，总结出的第一条经验就是“坚持服从、服务国家战略，自觉把上海发展放在全国发展的大环境中来思考和谋划”。习近平同志2007年在上海工作，他曾说：上海能成其大，就是靠内联外拓，才成为现在的国际化大都市，今后还要这么走下去。中央要求上海继续当好“改革开放的排头兵、创新发展的先行者”，期许上海能拿出全国前列的优秀经验和卓越成就来。上海现在是全国改革“试验田”，“司法改革”“群团改革”“教育改革”“自贸区”“科创中心”等都在上海先行先试。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上海改革，大多涉及经济领域，现在许多改革都触及政治体制、社会民生等方面，难度不比当年小，没有“复制粘贴”的可能。但这是国家交给上海的任务，上海责无旁贷，一定要把国家交予的这份试卷做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衣食住行，上海都是开风气之先。改革大幕拉开后，上海的“潜能”被激发。上海在改革开放历程中“闯”出许多“全国第一”：新中国第一只真正意义的股票就诞生在上海；新中国第一家证券交易中介机构——上海证券交易所在浦江饭店成立。曾经，“股票”“证券交易所”都是市场经济的代名词，争议很大：向个人发售股票，会不会搞成变相“私有化”？发行股票债券，会不会分流国有银行储蓄？证券买卖带点赌博性质，会不会助长投机思想、不利于社会安定？再如，新中国第一次以国际招标形式进行的土地批租，也在上海发生。土地批租对于改变上海的城市面貌起到了关键作用，但也面临巨大争议：这么做是不是违反了我国宪法？是不是搞土地私有化？土地批租与解放前上海“租界”有什么区别？都是一道道大问题。到2000年底，上海通过土地批租，筹集资金超过1000多亿。按原来上海的财力算，完成旧城区改造恐怕需要100年，整整一个世纪，但是通过土地批租，大大缩短了时间，而这与上海敢闯敢拼的创新精神是分不开的。海派文化有讲究“精致”“细腻”的一面。90年代上海有一句总结：认准的东西，走小步，不停步，坚决不走回头路。坚持不懈，稳扎稳打，注重细节，不好高骛远，不敷衍了事，要做就做得精彩、争取做到最好，有领导指出，上海相较浙江、江苏，不过是个城市，地域不大，就是个“大基层”，上海的文化就是基层的文化，就是“操作”的文化，就是务实的文化。90年代，在上海干部当中有句话非常流行：“少说多做、只做不说”。凡事不争论，不讨价还价，首先把上海自己的事情做好，“实干”是上海的城市特征。上海善于归纳、提炼、总结，不仅做事，而且“想事”，有理性思维、有专业精神，既要干好，又要干巧。通过大讨论，广泛吸收意见，充分酝酿，科学规划。浦东新区某领导谈到他在浦东工作的六字体会是“先用心，再用力”。不用心就用力，看起来大胆，但是有盲目性。上海做事情宁可慢一点，想清楚再动手。大的战略一旦制定出来，一代接着一代干。80年代搞的“上海经济发展规划”，管了几十年。上海最新的城市总体规划已经到了2035年，这是党的十九大之后，国务院批准的第一个超大城市总体规划。上海人教育子女，最重视“做规矩”三字，实质是守法制，敬良俗，重规则。同时，上海这座城市有厚重的契约精神，尊重制度与合约，这是商业文明高度发达而衍生出的城市传统。70多年前，一位在上海避难的犹太学校校长卡尔（Carl）先生在回国之前，将两千册外文书籍托付给上海人林道志先生——二战时期原犹太难民隔离区“慕义”教会学校校长，并留下一句：请帮忙照管，我会回来取的。面对这份嘱托，林先生坚守承诺，倍加小心地呵护这批书籍。当年林先生家的隔壁曾是日本人的军火库，鉴于这块地方很危险，林先生便雇了十余名挑夫，携家人肩挑手提将书全部运回了老家浙江黄岩。不久美军投弹轰炸了这片区域，这个区域的房子被夷为平地，林先生的家和周围很多房子都所剩无几。由于林先生未雨绸缪，这些书和家人都幸免于难。抗战胜利后，林先生又不辞劳苦地将这批书籍搬运回了上海。为了寻找到书的主人，林先生曾经找了两位在上海的德国留学生，帮助写了一封德文的书信，按照犹太校长之前留下的地址寄出去。但在苦苦等候之后，信最终被退回来。林家三代人一直守候并通过德国驻沪总领事馆帮助寻找其后人，两千本书就这样“躺”在林家70年。林家一直居住在上海虹口区，随着虹口区改造的推进和加快，将搬离多年的居住地。林道志先生的后人为了了却老人的遗愿，寻求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的帮助，以找回当年嘱托代为保管书籍的那位犹太校长或者他的亲属。上海犹太难民纪念馆经与林家后人商量，请德国驻沪领事馆继续帮助在德国寻找书籍主人。作为上海曾经的主流民居，石库门发端于19世纪下半叶的租界，兴盛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石库门这种独特模式可能与早期开发商选用两层“联体排式”有关。由于石库门几乎与上海城市建设和上海市民社会孕育同步，它的样态、功能自然适应着市民的生存方式，刻烙下上海文化精神的诸多风貌，尤其是市民社会健康发展不可或缺的契约精神。石库门具有现代市场经济运作下的“商品”特性。石库门里的房客、房东之间是以有形的“租赁”和无形的群体“契约”形式组成共同体。不管房客以前的身份与背景，不管是来自城市还是乡村，当下的身份都是承租人。租金多，可以租稍好点的前楼、前客堂；租金少，租无窗的后楼、后客堂，或者带有“老虎窗”（英文Roof的音译与中文“窗”称谓的组合）的“三层阁”。而文人们则青睐于租金适中，又处于相对安静、独立位置的“亭子间”。从郁达夫的小说中能看到，当年他“蜗居”于提篮桥邓脱路（今丹徒路）的石库门里，与他为邻的烟厂女工则住在出入需用临时木梯攀登的“二层阁”。然而他们却有一种拘谨而友好的交往，这来源于独立个体在“契约共同体”情景中的自尊与相互尊重。石库门沿街开有夫妻店，规模虽小，却也参与到上海商品交易的大循环中。账都是按月、季度结算的，如果钱紧，还可以协商延后。商品流通中遵循的契约精神又通过夫妻店传递到石库门的人际关系中。石库门无论内部还是外部都是“裸露”的。石库门屋与屋之间通常用木板分割；做饭集中在公共灶头间；晾衣晒被不是在晒台、天井、窗外，就是在弄堂里、马路边。是山珍海味还是咸菜泡饭，是丝绸裘皮还是破衣烂衫，无疑是家底的大曝光。石库门的弄堂很窄，但却是交通与社区交流、活动场所，还是一个信息交流中心。所以在这里，人人都是透明的。上海市民社会共同遵循的公开、透明理念和底线规则在隐隐地起着规范与调节作用。大家心知肚明，知道遵守底线则双赢，于是养成了上海人尊重隐私底线的意识。任何社会都需要法律来维持秩序，对人的行为具有强制力的契约不可或缺。例如，在中国古代，除了刑律，田契、典约等契约文本名目繁多，虽然就形式而言，契约总是经双方同意签订的，但签约双方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平等地位，很值得探究。在专制集权的封建社会，法律是强者的统治工具，它偏重于强制性和惩罚性。严格意义上的契约是指与现代商业精神和工业革命相联系的法律制度，这里讨论的就是这种契约。它不仅具有约束性，而且具有合意性，契约之所以有效和正当，盖源于平等自愿的基础。契约的文化属性更体现在非正式契约中。传统文化在维系人们的社会关系和教化人们的道德观念方面发挥过重要的作用。例如诚信，孔子在《论语》中多次提到“敬事而信”是针对统治者的，“文、行、忠、信”“谨而信”“言忠信，行笃敬”是告诫学生的，“言必信，行必果”和“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是要求常人的；《孟子》强调：“诚者，天之道也；思诚者，人之道也。”这些倡导都具有积极向上的价值，但把道德准则转变为社会契约，还需要具备操作性和扩展性。契约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本质要求之一。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指出：“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增强法治的道德底蕴，强化规则意识，倡导契约精神，弘扬公序良俗。发挥法治在解决道德领域突出问题中的作用，引导人们自觉履行法定义务、社会责任、家庭责任。”2018年中共中央印发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法治建设立法修法规划》强调：“以保护产权、维护契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等为基本导向，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法律制度。”科技是国家强盛之基，创新是民族进步之魂。作为全国创新发展的先行者，加快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是党中央、国务院交给上海的重大战略任务，也是上海在新时代服务国家发展的重大历史使命。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作为上海科技创新的核心区和重要载体，牢牢把握科技创新的大趋势，进一步贯彻执行创新驱动、转型升级的发展战略，通过集聚社会优质资源、加强市场化运作实现创新创业环境的优化配置及综合改进。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在要素集聚、功能整合、人才发展、提质增效上，正在向成为“科创中心的中心”目标迈进，向引领和服务市科创中心建设转型升级。近几年，张江示范区“一区22园”的体制结构不断优化，其中包括了超百家的园中园，总占地面积531平方公里，分布于上海16个区，形成了“一核三带多园点”的梯度布局。张江示范区注重对高新技术企业的培育与孵化，取得了卓有成效的成果。据统计，张江规模以上企业营业收入4.69万亿，其中工业总产值1.44万亿，利税6230.54亿元，拥有自主知识产权15.6万件，世界领先、国内首创的新技术、新产品达到数千个。张江示范区区域内汇集科技型企业7万余家，各类上市公司593家，其中，在纽交所、纳斯达克、新加坡等境外上市公司数量为34家，在香港上市公司数量为24家；在沪深主板上市91家，在中小板上市12家，在创业板上市22家，在新三板和上海股权交易中心挂牌分别为301和109家。从分布情况来看，主要集中在计算机、传媒、医药、综合、机械、电子元器件、房地产、商贸零售、通信等行业。人才是张江科学城最宝贵的财富，更是张江最关键的动力引擎。截至目前，张江示范区内集聚了210万名从业人员，1900多个研发机构，300余个公共服务平台，44所高校，汇聚了上海80%以上的高端人才。除在引才、育才、用才等方面给予专项支持外，张江示范区还为各类人才发展提供配套的公共服务以及多元化的事业支撑。自2015年4月被纳入自贸区扩区范围以来，依托自贸试验区优势，张江全面落实上海市“人才20条”“人才30条”“加快实施人才高峰工程行动方案”，以及浦东“人才35条”等人才创新政策。经过多年酝酿积累，国家外国专家局与上海市政府于2016年签署合作备忘录，提出了23项创新举措，持续推进张江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建设国际人才试验区。与此同时，张江示范区继续加快联合培养实验室、院士专家工作站、博士后工作站、研究生联合培养基地等建设，实现优势产业与传统教育优势互补，推动产学研一体化的多元教育体系建设，形成了产业与高校联合培养高端人才的创新机制。2016年，上海市张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管委会与美中合作发展委员会达成战略合作，在波土顿建立了实体化园区，大胆创新建设模式。上海张江波士顿企业园是我国率先采用政府指导、社会组织协调、企业市场化运作机制的海外科技园区项目。作为科学之城，张江是上海科技创新的重要窗口和国家级科技高地。2017年9月，中科院和上海市政府共同挂牌启动了张江实验室。据悉，张江实验室定位是主要依托以上海光源为代表的光子科学科技基础设施集群，面向生命健康科学、集成电路信息技术、类脑智能等领域，打造成为跨学科、综合性、多功能的国家实验室，被称为是打造国家创新体系战略科技力量的重大决策部署，也被誉为上海科创中心建设的“皇冠上的明珠”和最闪亮的“金字招牌”。2018年7月初，国家集成电路创新中心、国家智能传感器创新中心在张江同时宣告启动。它们是我国第六、第七个制造业创新中心，也是上海首次获批建设的国家级制造业创新中心。此次落地张江的国家集成电路创新中心，由复旦大学牵头，联合行业龙头企业中芯国际、华虹集团，以行业协同创新模式组建。目前，上海张江已经崛起成为世界上集聚程度最高的大科学装置群，主要包括上海光源、国家蛋白质科学研究（上海）设施、软X射线自由电子激光、超强超短激光装置、活细胞结构和功能成像平台等。未来在全力推进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建设，加强生命科学、量子科学等领城前瞻布局的同时，还将新建北斗导航、机器人、工业互联网、低碳技术、临床研究等共性技术研发与转化平台。在上海建设具有全球影响力的科创中心的新征程中，张江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正成为高端创新资源集聚的新地标，助推中国科研从“跟跑”向“并跑”和“领跑”转变。结合给定资料，阐述“上海文化”形成的过程中，红色文化、海派文化和江南文化之间的关系。（20分）要求：概括准确，条理清楚，语言精练，字数不超过300字。

相关试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