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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走在城市的大街上，我们多半会被这样的户外广告包围着：“奢华”“豪宅典范”“上流人家”“皇家”“至尊”“国际高尚住宅”等；打开报纸网站，一些充满诱惑力的广告铺天盖地：“尊崇”“正统龙脉”“稀有尊贵生活”“品位，源自尊贵血统”，伴随着香车美女的巨幅彩照，张扬着奢华与富贵。
近年来，奢侈品消费火爆，据《商业蓝皮书：中国商业发展报告（2009—2010）》显示：中国奢侈品消费总额已增至94亿美元，全球占有率为27.5％，并首次超越美国，成为世界第二大奢侈品消费国。该蓝皮书预测说，未来5年，中国奢侈品市场将占据全球奢侈品消费额首位。有媒体称，就推动奢侈品业增长而言，中国已经成为无可置疑的领头羊。
全球退税公司（Global Refund）2010年1月21日发布数据称：据法国海关退税统计，2009年中国前来法国的游客购物总额增长率达47％，共在法国消费了1.58亿欧元，占法国当年退税购物贸易额的60％，成为来法旅游的外国游客中消费最多的大客户。在法国购物退税的外国人中，中国人占据了13％，超过日本人（10％）、俄罗斯人（9％）和美国人（7％）。中国游客的主要消费集中在时装，人均消费额为1071欧元，且这一局势呈上升态势：从2007年的39％、2008年的23.3％，一直到2009年的47％，也就是说，中国人的消费能力确实在持续增长。
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们的国家的确发展了，人民的生活的确也有了巨大的改善，但也不得不承认，一部分国人在富了之后的奢侈消费、炫耀性消费，令人咋舌、让人惶惑。眼下，热衷“住大房、开大车、吃大餐”的人不在少数；出国游，一掷千金狂购奢侈品的也是大有人在。某大款的儿子结婚时，包下一整座豪华酒楼，一连喜庆数日，婚礼耗资数百万；有的富人花数万元高价买宠物，声称不要国产的、只要进口的，觉得牵一条名贵犬或者外国犬去遛，狗有身份，主人才风光；更有甚者，有的富人点一道菜就是数万元，甚至十多万元，不管肚子能否装得下，也不管最后浪费多少，只要能出风头，只要能提高自己的知名度，只要能“镇”住与他比阔的人，就觉得有面子。
2011年4月19日，上海国际车展媒体日拉开帷幕，75款首发车与千辆展车亮相新国际博览中心。此次上海车展上某款车竟要价4700多万元，但令人惊奇的是，越是天价豪车，越有人捷足先登。这款昂贵的超级跑车还未展出，就被人“先下手为强”订下。在豪车馆N5馆里，这辆身价最高的超级跑车停放在展位的最里面，要接近它，至少要经过两道围栏。这款在全球只发售77辆的豪华超级跑车，中国地区的配额只有5辆，而这些限量车已被全部预订掉了。
波士顿咨询事务所BCG发表预测，认为中国将在5至7年内成为世界最大的高档奢侈品消费市场。该事务所调查分析认为中国人“渴望”购买高档奢侈品，有越来越多的中国家庭有了购买奢侈品的能力。这种愿望在中国25至35岁年龄层的人群中特别明显。在全球消费者都越来越注重“可持续消费方式”的时代，中国富人成为奢侈品“最后的堡垒”：中国富人对奢侈品，甚至对一些品质并不那么“高档”的商品，存在一种盲目的追逐心理。国际消费心理研究人员发现，中国富人消费方式具有“冒险性”和“冲动性”，特别容易成为高档奢侈品的“俘虏”。近年来全球高档奢侈品商都将未来几年赚大钱的目光投向了中国。
最近人民网一则报道称：《重庆时报》转载的一篇题为《中国行业收入差距扩至15倍，已跃居世界首位》的新闻，引发公众广泛关注。有专家表示，“最高行业与最低行业收入差距达15倍”是源自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由于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发展快于中西部地区，地区之间的居民收入差距一直呈扩大趋势。但近些年来，由于西部地区开发、振兴东北老工业基地、中部地区崛起战略的实施，地区差距扩大的趋势已经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控制，但是依然很大。据有关部门的调查数据显示，目前，金融资产出现了越来越向高收入家庭集中的趋势。城市户均储蓄存款最多的20％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额，分别占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64.4%和88.1%。而户均金融资产最少的20%家庭，拥有城市人民币和外币储蓄存款总额，分别仅占城市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1.3％和0.3％。
长期以来，“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是国人的向往之地，特别是大学毕业生把工作生活在一线城市作为自己的首选，但在北京、上海、广州等一线城市打拼数年后，不少年轻人重新选择到二、三线城市发展，被舆论称为“逃离北上广”。这个群体虽然还不算庞大，但和多年来人才流动的潮流“奔向北上广”形成鲜明对比。
2010年5月，在北京打拼了5年的吴女士到武汉买了一套房，并辞职前往武汉装修新房，举家“转战中部”。吴女士说：她结婚3年，到了买房生子的时候，他们这几年攒下了50万元，加上双方父母在其结婚时赞助的20万元，这笔钱在北京刚够三环附近一居室、四环附近小两居室的首付。上下班交通又非常拥挤，两人都没有北京户口，将来孩子入托、入学势必困难。相比之下，武汉房价还不太高，70万元能在武昌的繁华区域“光谷”买到不错的两居室。
2006年，学习土木工程的小刘从郑州工业大学毕业后，径直扑到广州“闯荡”。“当时就想到大城市干大事业，仿佛只有广州这样的大城市才有机遇和平台。”但不久激情便消磨殆尽。他说：“我不排斥艰苦创业，但在广州发展和生活，熬出头的希望太小，付出与回报太不成正比了。”2010年，他下定决心，离开了打拼4年多的广州，在郑州找到了一份建筑公司设计员的工作，起薪每月4000元。这个公司的业务范围主要在中部地区，但是近几年国家对中部地区的投入很大，大的建设项目也很多，因此，在这里发展，前景不比广州差。
“蚁族”是青年学者廉思提出的一个概念，它代表着一群受过高等教育、但又生活在城市边缘的年轻人。他们和蚂蚁有诸多类似的特点：高智、弱小、群居。北京、上海、广州的城乡结合部都聚集着这样的人群，总数上百万人。由于历史原因，中国的社会资源长期过度集中于“一线城市”。这样的年轻人怀揣知识来到一线城市寻梦，但近年来，由于一线城市的房价和生活成本一路飙升，而且竞争激烈，他们经常处于窘迫、焦虑与不安之中。
广西新闻网有则令人震撼、心酸的报道：19个孩子在危房中上课四年，坐在棺材上写作业。广西都安瑶族自治县九渡乡九天小学加伦教学点，位于大山深处，徒步出山往返一趟至少需要4小时。2007年3月份以前，该教学点曾有一个设施比较完备的校舍，但作为危房已被拆除，而新校舍迟迟未能建起来。九天小学只好以每学期100元的价钱，租用了村民一间四面透风，已经严重倾斜，随时可能坍塌的竹楼。一名老师带着3个班共19个孩子，一教就是4年。由于地上的木板年久失修，稍一用力踩踏，腐朽的木板就会断裂，卡伤孩子的脚。当地村民称，曾经有个孩子从教室内坠落羊圈，所幸未受重伤。教学点没有配备课桌椅，前来就读的学生需要自己从家里带来桌椅。因此，教室内的课桌椅也是千奇百怪、形状各异。房东家有一位80多岁的老母亲，儿子、媳妇为其打造了一口棺材。为了解决没有课桌椅的问题，房东索性把老母亲的棺材也贡献出来，暂时给孩子们当板凳用。
长期以来，我国农村地区受经济、社会、历史、自然、地理等方面制约，发展相对滞后，贫困人口数量众多。1978年，我国贫困人口为2.5亿人，占农村总人口的30.7%。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大力推进扶贫开发，特别是随着《国家八七扶贫攻坚计划（1994—2000年）》和《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01—2010年）》的实施，扶贫事业取得了巨大成就。到2010年底，我国农村贫困人口降至2688万人。
近期中央扶贫开发工作会议决定，将农民人均纯收入2300元（2010年不变价）作为新的国家扶贫标准。国际标准一般在日均1.5—2美元。根据目前的汇率，这个比2009年提高了92%的标准，相当于日均1美元。按照2300元的新标准，农村贫困人口数将增加约1亿人。
《庄子?至乐》中说：“夫天下之所尊者，富贵寿善也；所乐者，身安厚味美服好色音声也；所下者，贫贱夭恶也；所苦者，身不得安逸，口不得厚味，形不得美服，目不得好色，耳不得音声；若不得者，则大忧以惧。其为形也亦愚哉。”
近年来，社会上出现了“炫富”现象。中国媒体时常出现这样的报道：像有人花600万元买一块宝珀表，还有人用1000万元买一辆宾利豪华敞篷车。一名中国的年轻女性派了30辆奔驰车去机场接她的一只宠物狗。她用400万元买了这只狗，并且表示也会花大价钱来养它，每天至少给她的狗喂10瓶矿泉水，让狗住在温度不超过17摄氏度的空调房间里，吃的食物主要是鸡肉和牛骨汤。这一事件再次激起了公众对于中国一个新兴阶层的愤怒。这批人大都二十多岁，他们被认为没有付出什么劳动，就通过继承获得了大量财富，被称为中国的“富二代”。他们从小就是“小皇帝”，靠父母在中国实行市场经济后赚到的大把的钱过着奢侈的生活。比如，那名用豪华车队接宠物狗的女子就对媒体说：“金子有价，这只藏獒可是无价的。”“这种荒谬的行为就是为了吸引注意力。这是一种对财富的炫耀。”有位社会评论家指出，“这种对财富的过分和不健康的炫耀会导致穷人的不快，甚至仇恨。”时下的一个新词“愤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公众对于这一阶层粗俗的炫富行为的态度。
“炫富”现象还会扭曲人们的成功观。有位名人就曾公开宣称：“有的人说我们这个世界上很多人靠花言巧语，你可以蒙一个人，那如果把全世界都蒙了，就是你的真诚蒙到了别人。你欺骗一个人没问题，如果所有人都被你欺骗到了，就是一种能力，就是成功的标志。”
有些专家提出“社会性焦虑”的概念，“社会性焦虑”属于某些社会或时代，它是一种广泛的心神不安和精神浮躁，是一种弥漫于社会不同阶层的焦虑，它不会轻易消退，不容易通过心理的调适而化解。人们所焦虑的对象或有不同，但在其性质和内容上又存在着一些共性。比方说，贫困者或忧虑自己生存缺乏保障，而富有者则可能忧虑自己财产缺乏保障。两者虽然不可等量齐观，而忧虑则如一。这种社会性的焦虑往往直接由物质的原因而起，也突出地表现于物质生活，表现于担心自己及家庭物质生活的现状和前景。长期物质生活上匮乏也一定会引起广泛的社会焦虑。
这种社会的焦虑在更深层次上涉及精神信仰的缺失。焦虑者因为看见到处都是物欲的流行，功利的甚嚣尘上，人们都以外在的成败论英雄，以权力和金钱划分人的等级，从而隐隐地痛感人们精神上缺乏一种寄托，没有一块能够真正长久的安身立命的地方。因为，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精神上有寄托、有希望和追求，就可能不会太在意物质的匮乏，甚至将物质的匮乏视作一种精神的历练，从而也鼓励斗志，摆脱困境。当然，更重要的是，一种精神的信仰可以给人提供生活的意义乃至一种真正自足的满足感。
建国初期，前身为华东军区特务团辎重连的八连，开进了昔日“冒险家的乐园”，执勤于上海最繁华的南京路。从战场到“十里洋场”，脚穿草鞋的八连官兵时刻铭记“两个务必”，经受住了与硝烟弥漫的战场上同样严峻的考验，身居闹市，一尘不染，在这座中国最大的城市里，展示了人民军队威武之师、文明之师、爱民之师的崭新形象。“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1963年“八一”建军节这天凌晨，一夜未眠的毛泽东同志看到了好八连的事迹报道，挥笔写下了这首后来名扬天下的《八连颂》。这是毛泽东一生中唯一一次为一个连队题词并写下颂歌。他在诗中充满激情地写道：“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星移斗转，伴随着大上海的沧桑巨变，“好八连”官兵早已告别“新三年，旧三年，缝缝补补又三年”的生活。如今，走进八连，人们看到的是一个现代化的军营：设施一流的多功能俱乐部，藏书6000余册的图书室，每3人拥有一台电脑，宿舍有电视，饭堂有空调、消毒柜、烘干机……时代在变，环境在变，生活条件在变，但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好八连”从未改变。
艰苦奋斗是八连的传家宝，艰苦奋斗精神早已渗透进八连一代代官兵的血脉里。如今，象征八连勤俭节约好传统的理发箱已传到第34代，木工箱、补鞋箱已传到第33代。在八连，连队电话亭边印有“时间就是金钱，请珍惜分分秒秒”的提示语；电脑打印机上贴有“每人节约一张纸，希望小学的学生就多个练习本”的字条；饭堂墙壁上，悬挂着“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等警句。
有专家指出，“好八连”是在党的阳光雨露哺育下成长起来的光辉典型，是全国军民拒腐防变、艰苦奋斗的一面大旗。每当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的时候，“好八连”的旗帜总是飘扬在时代的精神高地上，给人以信心，给人以力量。也有专家评价说：“南京路上好八连”这面鲜艳的旗帜，如同东方明珠、世纪大道一样，已被上海人民视为这座城市闪光的名片。
贫富差距的拉大强化了人们向上的社会比较心理，使人们的不公平感增强，尊严感、满足感降低。许多研究成果和客观事实表明，在物质财富相对匮乏的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差距不大，又处在相对封闭的社会环境中，人们能够对比的条件受限，所以，增加收入不仅能够提高人们的物质生活水平、改善生活条件、赢得更多的发展空间，也使人更充分地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进而提升自己的富足感。但是，随着经济的飞速发展，社会共同财富的剧增，个人收入虽然普遍提高了，但贫富差距也越来越大。从基尼系数看，我国贫富差距正在逼近社会容忍的“红线”。国家发改委宏观经济研究院有关专家介绍，对我国的基尼系数目前各机构认识不一，被学界普遍认可的是世界银行测算的0.47。“我国基尼系数在10年前越过0.4的国际公认警戒线后仍在逐年攀升，贫富差距已突破合理界限。”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专家认为，目前我国的收入差距正呈现全范围多层次的扩大趋势。当前我国城乡居民收入比达到3.3倍，国际上最高在2倍左右；行业之间职工工资差距也很明显，最高的与最低的相差15倍左右；不同群体间的收入差距也在迅速拉大，上市国企中高管与一线职工的收入差距在18倍左右，国有企业高管与社会平均工资相差128倍。
温家宝总理在第十一届全国人代会第三次会议上所作《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要改革收入分配制度。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是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体现。我们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要坚持和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兼顾效率与公平，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一要抓紧制定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政策措施，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加大财政、税收在收入初次分配和再分配中的调节作用。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二要深化垄断行业收入分配制度改革。完善对垄断行业工资总额和工资水平的双重调控政策。严格规范国有企业、金融机构经营管理人员特别是高管的收入，完善监管办法。三要进一步规范收入分配秩序。坚决打击取缔非法收入，规范灰色收入，逐步形成公开透明、公正合理的收入分配秩序，坚决扭转收入差距扩大的趋势。
比尔?盖茨1975年创办微软，不到20年即于1994年登上福布斯全球首富之位，在长达十几年的时间内一直雄踞此位，成为梦想的象征及全球追逐财富者的偶像。比尔?盖茨2006年声明退出微软一线管理事务，在引退之前，他对他的巨额财富盖棺论定：“我们决定不把财产分给我们的子女，我们希望以最积极的方式回馈社会。”此时已经很难分清，究竟是比尔?盖茨用巨额财富回馈了社会，还是比尔?盖茨对待财富的态度构成了更大的社会财富。
社会学家说，文明是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财富的总和，但从财富到文明，并非仅通过财富的累积即可步入文明社会。从比尔?盖茨身上，我们亦看到了两种财富态度。在积累财富之时，比尔?盖茨的财富以及商业投机行为，“总是让人想起以前的强盗式贵族”，关于微软的垄断争议，至今未息，在前些年他经常被批评为富不仁。纵然富甲天下，却不见得就能安享财富。在走出微软之后，被《财富》称为“理想主义者”的比尔?盖茨，“将有更多的机会出现在公众面前，为了全世界的贫穷百姓与政府和企业作斗争”，盖茨说：“我会同那些幸运地获得了巨额财富的其他人谈谈，告诉他们如何将财富返还给社会。”走出一己财富的比尔?盖茨，才真正懂得了如何运用财富。
舍天下之财，成天下之善。千金散去，财富归于社会，而又臻于文明，正是财富累积的正道。比尔?盖茨希望自己对世界有“正面的贡献”，使个人财富之一粟归于人类文明之沧海，诚所谓沧桑正道，而西方文明早在慈善的事业中孕育了一句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
现在的社会有一种物质财富至上的现象，即使是青年，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放弃了精神文明追求，这样的人固然走不远。然而，对于有精神追求的人，也必须有一个告诫：千万不要看轻物质财富的作用。到底什么是财富，什么是精神，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才能理解透彻。而在透彻理解两者之前，过早否定物质财富的作用，可能会遭到反噬；或者轻易成为物质的牺牲品，或者成为进一步贪图物质财富的人。
物质财富和精神文明的争执，对于具体的个人而言，其胜负很难说。自以为倾向精神为主的人，很可能他还没有遇到真正的物质财富，如果有够大数量的诱惑，很可能抗拒不了。自以为倾向物质财富为主的人，也很可能他还没有遇到真正的精神。也许有一天，他会认识到，再多的物质财富也有解决不了的精神问题。精神文化高度丰富的人，即使全世界的物质财富堆积在面前，他也会弃之如敝屣，丝毫不动心。
随着物质财富的丰富和提高，增加文化和精神的供给，增强软实力，将增进社会整体幸福的导向。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指出：当代中国进入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关键时期和深化改革开放、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攻坚时期，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重要源泉、越来越成为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因素、越来越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越来越成为我国人民的热切愿望。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仍然是社会主要矛盾。全面建成惠及十几亿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既要让人民过上殷实富足的物质生活，又要让人民享有健康丰富的文化生活。
结合“资料”，回答下列问题。（20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