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答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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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孤寡老人办理计划生育家庭特别补助，被要求请吃饭“意思意思”，结果一顿饭花掉了3个月收入600多元。对此，当事村干部却表示，“不去吃对不起人家。”一面是困难群众对摆脱贫困的殷殷期盼，一面却是“要办事，先吃饭”的不当要求，补助被变相“克扣”，发生在四川安岳增花村的这个故事，令人愤怒之余，更引人深思。
请试分析有哪些做法可以避免此种现象的发生？

【参考答案】

“新松恨不高千尺，恶竹应须斩万竿。”群众利益不容侵占，基层“蝇贪”当严惩，发现一例，就应查处一例。治标，更要治本。从下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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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起平顶山，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煤多。除了煤，这里还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一年一度的宝丰马街书会，绵延700余年不衰；宋代五大名瓷之首——汝瓷诞生在平顶山汝州……而这里的人民也很幸福，“十一五”期间，平顶山市注重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初冬时节，在平顶山市白龟湖畔，野鸭时游时飞，点缀着波光粼粼的湖面。平顶山人正逐步改变着因煤而引起的负面形象。“十一五”期间，平顶山市坚持“生态建市、产业立市、文化强市、和谐兴市”，坚持保持增长与优化结构并重、力促发展与改善民生统一，实现了由污染较重的工业城市向山水园林城市的“华丽转身”。2009年，全*市完成生产总值1127.8亿元，比2005年翻一番，居全*省第五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70.3亿元，是2005年的2.4倍，居全*省第三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72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778元，分别比2005年增长68.8%和77.8%。随着经济发展，平顶山市打出了改善民生的“组合拳”：在全*省率先建立全民医保、农村低保和临时救助制度；率先开展创建充分就业社区、街道、县（区）活动；率先实行了工伤保险市级统筹等，被国家有关部委称为“平顶山模式”。“这些进步，是我们坚持把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学先进、比创新、看实效’作风和方法要求的成果。”平顶山市委书记赵顷霖说。人民群众“幸福指数”，是人民群众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为提高群众“幸福指数”，平顶山市将之与干部政绩考核连在一起。日前，平顶山市委组织部在考察研究干部时，有两位乡镇党委书记没有通过，直接原因是：群众“幸福指数”较低。赵顷霖说，多年来，他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老百姓还有抱怨？问题就在于，一些干部不善于把工作和老百姓的实际利益联系起来，没有把发展的成效，实实在在地体现在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的提升上。为此，平顶山市制定了包括5大类、16项的人民群众幸福生活指标体系。把“幸福指数”作为干部考核的主要依据，平顶山在全国是较早的一个。2.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感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感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20多年来，在人均GDP 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近年来，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如果说GDP、GNP 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百姓幸福指数就可以成为一个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百姓幸福指数与GDP 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落脚点在于民生的改善。现在不少执政官员更倾向于把城市发展的标准体现在市民的幸福感上，这才真正是百姓喜闻乐见的。毕竟中国发展的核心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这意味着对于各个地方政府的最终评价就在于人民的“幸福感”，“唯GDP 论”已经成了过街老鼠，“幸福感”正成为人们热情追逐的目标。但好看的GDP 与真实的幸福感从来就不是一道“二选一”的简单选择题。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旗帜下，如何把追求GDP 增长与幸福感增强统一起来，才是需要地方政府开动脑筋重点解决的问题。幸福各有各的感受，各有各的说法，上网查找“什么是幸福”，搜索出来的结果有306万条，但幸福却是有共性的。当我们被高房价、高学费、高药费压着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感受到幸福；当我们也可以享受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幸福。幸福是个人的感受，但幸福却是可以用幸福指数来衡量的，更可以用老百姓脸上的笑容来衡量的。一方面经济增长了，另一方面民生工程却仍然停滞不前，老百姓享受不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果实，又如何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幸福？3.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讨论国民的幸福与收入的关系，他认为：“决不能把大多数人生活状况的改善看作是对整个社会的不利。如果一个社会有较高比例的成员生活在贫穷困顿之中，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可能真正地繁荣幸福。”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汤普逊提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重要的不是仅仅拥有财富的问题，而是财富的正确分配问题。”在我国现阶段，家庭收入直接影响居民的幸福感，较好的家庭财富状况自然会提供一个较好的生存基础和发展机会，较差家庭财富的居民通常也是低收入家庭，他们会因物质条件的限制，只能得到较低层次生活基础，成长、发展的机会也很少。所以，家庭财富是居民生活幸福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尽管近年来我国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但目前低收入群体还相当大。因此，增加居民收入依然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国内外均有学者的研究表明，教育程度与幸福体验成正比。文化程度越高总体幸福感越强，在很不幸福人群中低学历比重最高，高学历的比重最低。教育程度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性，这很可能是与现实社会中人们从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中获得的实际利益有关，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所能得到的各种待遇和发展机会密切相关，教育程度越高则总体的生存条件越好、发展机会越多，所以就会更多地体验幸福。同时，教育也使人获得了感受和追求幸福的能力，教育的核心是文化知识，人们通过掌握、运用知识完善了自身的人格和智慧，从本质上提升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拓展了人类的快乐和幸福的意义。事实证明，受教育多的人可以优先获得良性发展的机会和条件，并且这种发展可能是可持续的，他们往往更幸福。关于幸福感指数，据201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关于影响个人幸福的关键因素，其先后排序是身体健康、收入稳定、社会保障和社会关爱。因为身体健康是幸福的基础。调查数据显示，在感觉幸福的群体中首选健康的比率达到了60%。尤其是在我国社保和医疗保障还远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身体健康就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还应看到的是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人群更需要的是社会保障、社会关爱，这也说明影响幸福的不仅是财富和健康等物质环境，社会福利、人际交往、社区建设、人文关怀等社会环境的改善更能直接降低“不幸”，从而增加幸福感。请认真阅读给定资料，指出幸福感指数的内涵。要求：全面，有条理，不超过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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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发布，引起大量音乐人的争议，特别是第四十六条：“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条件，向音著协缴纳一定费用后，可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内地音乐人、歌曲作家李广平在微博中写道：“谁来保护我们辛辛苦苦创作制作的歌曲作品？”并举出了摇滚歌手汪峰的例子：2011年，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在春晚上凭借摇滚歌手汪峰的歌曲《春天里》一炮而红后，商演、代言等活动便接踵而至，《春天里》也成为“旭日阳刚”出席活动的必唱曲目。但随后，该曲的作者汪峰在2月11日发表博文，要求“旭日阳刚”立即停止演唱《春天里》。从法律层面来看，汪峰作为歌曲《春天里》的版权所有者，要求对方停止翻唱自己的歌曲，属于行使自己的权利，但如今的情况则不一样了。李广平在微博中写道：“按46条，《春天里》火了吧？汪峰出版三个月后，我按48条向音著协交钱翻唱，我也火了!汪峰上哪说理去？他能告我？不准我唱？翻吧翻吧不是罪，让汪峰无歌可唱!”同时，对于此修改草案，著名音乐人高晓松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前天下午4点07分，他在微博上写道：“一首新歌在三个月内是难以家喻户晓的，在这时就可以不经版权人许可翻唱翻录，和一首歌红了几年你再去翻唱翻录性质完全不同，这是赤裸裸的鼓励互联网盗版行径。最蹊跷的是新法只写录音制品，为何不包括电影电视剧？如果所有知识产权都只保护3个月，我们愿意共同献身。”下午4点20分，高晓松再次更新了微博，质疑国外的录音制品是否包括在内，并称：“这个新法唯一的好处，就是Lady GAGA 新专辑发表三个月后国内就可不经授权使用及翻录。”下午4点51分，高晓松第三次更新微博，写道：“大批版权人并未授权那些政府办的集体管理组织，为何立法强制由他们收费？”除了表示质疑和愤怒之外，更多的内地音乐人则在微博上呼吁重视保护版权。摇滚歌手汪峰前天在微博上表示：“时代到了今天，当全世界绝大多数尊重文化和创造的国家，因为盗版和非法下载音乐而制定更严厉的法律时，我们竟然颁布了如此匪夷所思的新法规!这悲哀该如何形容!对于所有不劳而获的家伙这意味着什么？对于所有善良的创作者又意味着什么？”内地音乐人小柯则在博客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表示：“音乐制作公司或社会版权代理公司的全部核心内容就是版权，48条等于拿走了音乐制作公司或社会版权代理公司的核心资源，既然草案，是拿出来征求意见，这就是我的意见。尊重劳动者，脑力劳动也是劳动者，请尊重并且单纯地保护版权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一经公布，引起了大量音乐人的争议。根据给定资料，如果相关部门决定对该法案进行修正，请以该部门工作人员的身份指出草案中不合理之处，并提出调整意见。要求：措施得当、条理清晰，字数在400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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