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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浙江杭州协警礼为奇因及时专业的处置，避免路面塌陷造成惨剧，成为“世界网红”；而在另一些地方，聘用上岗的“临时”人员违规执法的新闻也时有耳闻；在各地，山东将在6月底告别临时工执法，吉林明令禁止临时工执法，四川成都规定党政群机关今后原则上不得使用临时工……临时工问题，可说是我们在走向现代治理的过程中，需要直面的课题。
事实上，在不少舆论事件中，暴力执法、上班打牌、公车私用、雷言雷语常常和“临时工”联系在一起，有人由此形容，临时工有双面属性：犯事儿与扛事儿、干活与顶雷。
请问你如何看待“临时工”现象？就此谈谈你的看法。

【参考答案】

临时工执法现象，本质上是一个关乎执法权与公民权利的法律问题，需要运用法治的思维和方式予以解决。社会管理到底需不需要临时人员，需要多少，应依法依规来决定和行事。
近年来，我国对行政机构的编制从严控制，但客观上一些部门承担的事务并没有减少，甚至社会治理任务还在增多，所以出现了向社会购买服务、雇用临时工代替正规人员的现象。诸如协管、辅警等越来越多，以致在一些地方，执法系统很大程度上是依靠临时工在运转。那些职责在身的正规执法人员，反而“退居二线”了。
尽管“临时工现象”给社会管理带来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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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由中国工程院士何镜堂亲自操刀设计、获得过“鲁班奖“、有“变形金刚”之称的武汉大学工学部第1教学楼，随着一声轰鸣，“变形金刚”消失在尘土飞扬中。爆破拆除的目的，是复原东湖南岸沿珞珈山优美的自然山际线。这座教学楼，从建设之初就因楼层过高与周围景观不协调而广受争议，如今又因仅仅存活16年而再次走上舆论的风口浪尖。建的时候花了近亿元资金，拆除又要奉上1300万的费用，且不说大量的资金浪费，更有多少人的记忆被扫入历史的尘埃，难怪武大人不断发出“太心痛”的喟叹。按国家《民用建筑设计通则》规定，重要建筑和高层建筑主体结构的耐久年限为100年，一般性建筑为50年至100年。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副部长仇保兴曾经表示，中国城市建筑生命平均只能维持25年到30年。翻阅近年新闻报道，不难列出一份长长的建筑“死亡名单”。举例而言，2010年2月，南昌的著名地标五湖大酒店被整体爆破，存活仅13年；2012年6月，投入约8亿、寿命不到10年的沈阳绿岛体育中心被爆破拆除；2013年5月，有“湖北最长高架”之称的武汉沌阳高架桥最长寿命定格在16年；2015年11月，仅完成主体和外立面建设的118米高的环球西安中心金花办公大楼被爆破拆除，则被称为“中国第一爆”。2015年12月尚未完工的天津水岸银座超高商业楼盘的拆除计划，刷新了“中国第一拆”。除了那些引人关注的地标性建筑以外，还有大量普通住宅，在建成后不长的时间内就因为各种原因被提前拆除。据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2014年发布的《建筑拆除管理政策研究》报告指出，“十一五”期间，中国共有46亿平方米建筑被拆除，其中20亿平方米建筑在拆除时寿命小于40年。以此推算，“十二五”期间，每年过早拆除建筑面积将达到4.6亿平方米。有媒体粗略估计，如果按照每平方米拆除费用1000元人民币计算，则每年建筑过早拆除要花费4600亿元人民币。中国青年报的一项调查显示，85.8%的人表示自己所在城市有过“短命”建筑。对于自己所在城市的城市规划，50.1%的人表示不满意；在谈及城市建筑总“短命”的原因时，83.5%的人选择“地方领导片面追求形象、政绩”71.8%的人认为是城市规划缺乏科学性。接下来还有：豆腐渣工程（39.6%）、商家急功近利（36.3%）、审批拆除程序有问题（36.2%）、建筑设计有问题（28.8%）等。从中不难发现，尽管原因种种，但更多的情况是，一些地方政府在利益驱动下，频繁更改城市规划，造成大量短命建筑。一段时期以来，城市建设大兴攀比之风，很多地方美其名曰“改善投资环境”“改变城市面貌”，其实质是不顾城市自身实力和需求，盲目搞大广场、大马路、大绿地、超高层建筑、大型体育文化会展建筑，埋下了短命建筑的隐患。结合材料谈谈怎样才能延长建筑的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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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3日，利用年假刚从青海湖旅游归来的郭婷女士向记者抱怨，“与景区美景和服务相比，近300元的各种门票收费感觉还是有些贵。”进入8月，景点暑期旅游相继进入旺季。部分旅游景区高票价和“差体验”的矛盾再次凸显。“中秋假期”在即，各地需谨防景区再度被“门票经济”绑架。景区高票价和旅游“差体验”的极度不匹配，侵害了旅游消费者的正当权益。也许，旅游资源不可替代所导致的天然性垄断，导致景区经营过度依赖门票收入。不过，随着大众旅游休闲时代的到来，这种囿于景点、紧盯门票的思维，愈发显得目光短浅与急功近利。正如国家旅游局局长李金早在今年5月的全域旅游创建工作现场会上所言，拆掉景区“门票经济”围墙，已成中国旅游大势所趋。诚然，独特的、不可替代的景点特质，着实让景区管理者在与游客的利益博弈中占据优势，但景区的生存与发展，不能寄望于人们猎奇尝新的“一锤子买卖”，应更多有赖于良好口碑带来的二次消费。只有将低价位的老景点与高品位的新服务有机融合，才能让人们涌起重返景区或携家旅游的休闲热情。根据上述材料谈谈如何拆掉“门票经济”围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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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网络不仅是人类改造世界的工具，也是传播文化的重要载体。网络文化改变着现代人的生存、生活方式，其内容的无限性、信息的丰富性、形式的新颖性、视角的直观性等，都极大地吸引着广大青少年，对青少年的思想教育有积极启示，也有消极影响。作为社会中最活跃、最敏感的知识接受者的大学生，由于他们的心理发展水平正处于走向成熟而又尚未真正成熟的阶段，面对众多的挑战，一部分大学生感到困惑、迷茫，沉酒于“网上世界”，导致学业受阻、心理障碍等，这些负面影响已成为学校、家长、社会共同关注的问题。2.全球化时代网络文化具有双重效应：一方面，全球化为网络文化的发展创造了广阔的生存和发展空间，推进了全球文化的转型与跃升；另一方面，网络文化的“无政府”以及“自由化”倾向，也给全球文化尤其是民族文化带来伤害，因而也给全球文化带来了更为复杂的问题和现象。它弱化了青少年的民族意识；导致青少年犯罪行为增多；影响青少年学业和身体健康；不仅如此，还在某种程度上造成青少年人格缺陷，因为网上交往是一种以网络为媒介，以文字符号为载体的间接交往。交往的虚拟性，使人们不必遵守现实生活中的交往规则，也不必承担违反交往规则而承担的责任，人们可以畅所欲言，甚至可为所欲为，极易导致青少年对人际交往的道德标准的模糊，易产生对现实中的人的不信任，从而淡漠现实生活中与亲属、邻居、同学之间的感情关系。3.网络文化以其特有的开放性、平等性、交互性、异质性、无政府性和虚拟性迎合了青少年崇民主、自由、平等的价值观。网络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但同时它又是虚拟的世界，从这个角度看，网络又是一个封闭的系统。网络世界中人与人的交往与现实社会相比在很大程度上具有交往范围更广、关系更加平等等优点，可以使人们更好地互相沟通。一进入网络，就有机会与陌生人相识，并和志趣相同的人交流，犹如身临其境。这种虚拟世界比现实世界自由，人们可以根据自己的需要任意创造网络中的自我角色或随意欺骗他人，这样，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人际关系的信任危机。4.网络文化的快速发展，为传播信息、学习知识、宣传党的理论和方针政策发挥了积极作用，同时也给我国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提出了新的课题。能否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互联网，能否真正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认真阅读以上资料，用150-200字的篇幅概括目前我国网络文化建设面临的主要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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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山东、广东等地连续发生3起学生遭电信网络诈骗案件，导致受害人猝死或自杀，引起社会广泛关注。案件发生后，公安部高度重视，即组织山东、江西、福建、广东、海南、江苏、四川等地公安机关开展侦查。目前，3起案件全部告破，28名犯罪嫌疑人落网，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因为个人信息泄露而被诈骗的新闻仍在增加，最新一例是，因骗子冒充公检法，清华一老师被电信诈骗1760万元。应该说，徐玉玉之死形成了一次持续的舆论风暴。这是多年来个人信息保护缺失，个人信息“裸奔”，人们不断遭遇骚扰诈骗后的一次总爆发，是一起标志性事件。但标志性事件，未必有标志性意义。迄今为止，徐玉玉事件的价值似乎仅局限于形成舆论共鸣，促使警方迅速侦办案件，提醒公众学习“防骗大法”，而对个人信息安全的深层叩问、反思，也仅限于媒体和专家，一些政府部门还没有完全动起来。据有关报告显示，2015年全国电信诈骗案就高达59.9万起，造成经济损失222亿元，诈骗从业人员多达160万人，“年产值”1100亿元，已经形成庞大的黑色产业链。不仅个人，包括公安机关，学校，甚至电信运营商，都对个人信息安全的巨大漏洞束手无策，任凭公众成为透明人，在与诈骗分子的交锋中，全靠运气躲避。请简要分析，我国电信诈骗屡禁不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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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2016年6月26日起，上海市停止实行70岁以上老人持“敬老卡”免费乘坐公交车及地铁的做法，改为给老年人发放综合津贴。6月27日，据上海多个公交车队反映，当天老年乘客比以往下降了八成以上。对于上海市发放综合津贴的做法，谈一谈如何做好公共福利分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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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舌尖上的安全”已从民生话题，升级至举国关注的社会经济问题。一方面是食品科技进步，推动工业化生产的食品安全状况总体向好，另一方面，食品安全监管局面日益复杂——基层食品制售小、散、乱的现状，导致食品安全事件不断零散暴发，但带来的负面效应，已弥散至全国，国民对食品安全状况的不信任，又引发疯狂的网络谣言和不理性的“自卫”行动。2015年6月11日，国务院总理在全国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电视电话会议上指出：要以贯彻落实新食品安全法为契机，创新工作思路和机制，加快建立健全最严格的覆盖生产、流通、消费各环节的监管制度，完善监管体系，全面落实企业、政府和社会各方责任。以基层为主战场加强监管执法力量和能力建设，以“零容忍”的举措惩治食品安全违法犯罪，以持续的努力确保群众“舌尖上的安全”。2015年4月，《食品安全法》历时两年大修，增加50新条款。新法实行“预防为主、风险管理、全程控制、社会共治”。对违法者，它设立了“安全红线”；对执法者，它严格了执法程序；对食品安全新常态，它增添了网购、婴幼儿食品、保健品、转基因食品、添加剂等领域的新规定，影响到每个人的现实生活。从田间到餐桌，从企业到行业协会，从媒体监督到消费者举报，每个人其实都是食品安全的“责任人”。根据给定材料，概括造成我国食品不安全的原因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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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被安全软件标注了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骚扰电话还能继续拨打，岂非咄咄怪事？打击骚扰电话，离不开电信运营商主动作为，工信、工商、金融、公安等相关部门也要合力为电信用户讨回一个清静。最近，网上流行这样一句话：“每天叫醒我的，不是闹钟，也不是梦想，而是骚扰电话。”虽有戏谑与夸张成分，但未尝不是人们深受骚扰电话之害的真实写照：“先生你好，最近我们公司新推了一款高收益率理财产品，会考虑吗？”“我这儿有明细的正规发票，需要不？”“女士，请问您最近考虑买房或租房吗？”……理财推销、发票开具、中奖兑换、房屋租售、辅导培训，骚扰电话五花八门，商业推广与电信诈骗混为一体，让人感觉“接不完，不胜烦”。骚扰电话到底有多少？百度发布的《中国互联网安全白皮书》显示，2015年，全国骚扰电话总量为948亿条，较2014年上涨57%。这么大的数量，即使设套诈骗的概率有限，最后被骗用户的绝对数也不少。最不可思议的是，很多人手机上显示，一些被安全软件标注了上千次甚至上万次的骚扰电话还能继续拨打，岂非咄咄怪事？客观地看，骚扰电话的界定确实不容易。以常见的骚扰号码400+电话为例，除非含有色情、暴力、淫秽等明显违法内容，否则很难认定哪些电话是骚扰、哪些内容属诈骗。更有人认为，电话通信是公众权利，在不能判定某个号码涉嫌违法的情况下，运营商没有权力擅自停止服务。这种似是而非的“付费就能使用论”，好像有一定道理，但听起来不免让人心塞。对每年数以几百亿计的骚扰电话，难道只能听之任之？联系实际谈谈“骚扰电话”大行其道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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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0月，孤寡老人办理计划生育家庭特别补助，被要求请吃饭“意思意思”，结果一顿饭花掉了3个月收入600多元。对此，当事村干部却表示，“不去吃对不起人家。”一面是困难群众对摆脱贫困的殷殷期盼，一面却是“要办事，先吃饭”的不当要求，补助被变相“克扣”，发生在四川安岳增花村的这个故事，令人愤怒之余，更引人深思。请试分析有哪些做法可以避免此种现象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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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提起平顶山，大家的第一印象就是煤多。除了煤，这里还有深厚的文化内涵和优美的自然环境。一年一度的宝丰马街书会，绵延700余年不衰；宋代五大名瓷之首——汝瓷诞生在平顶山汝州……而这里的人民也很幸福，“十一五”期间，平顶山市注重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初冬时节，在平顶山市白龟湖畔，野鸭时游时飞，点缀着波光粼粼的湖面。平顶山人正逐步改变着因煤而引起的负面形象。“十一五”期间，平顶山市坚持“生态建市、产业立市、文化强市、和谐兴市”，坚持保持增长与优化结构并重、力促发展与改善民生统一，实现了由污染较重的工业城市向山水园林城市的“华丽转身”。2009年，全*市完成生产总值1127.8亿元，比2005年翻一番，居全*省第五位。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70.3亿元，是2005年的2.4倍，居全*省第三位。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4721元，农民人均纯收入4778元，分别比2005年增长68.8%和77.8%。随着经济发展，平顶山市打出了改善民生的“组合拳”：在全*省率先建立全民医保、农村低保和临时救助制度；率先开展创建充分就业社区、街道、县（区）活动；率先实行了工伤保险市级统筹等，被国家有关部委称为“平顶山模式”。“这些进步，是我们坚持把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学先进、比创新、看实效’作风和方法要求的成果。”平顶山市委书记赵顷霖说。人民群众“幸福指数”，是人民群众对自身生存和发展状况的感受和体验。为提高群众“幸福指数”，平顶山市将之与干部政绩考核连在一起。日前，平顶山市委组织部在考察研究干部时，有两位乡镇党委书记没有通过，直接原因是：群众“幸福指数”较低。赵顷霖说，多年来，他一直在思考：为什么经济发展了，老百姓还有抱怨？问题就在于，一些干部不善于把工作和老百姓的实际利益联系起来，没有把发展的成效，实实在在地体现在人民群众“幸福指数”的提升上。为此，平顶山市制定了包括5大类、16项的人民群众幸福生活指标体系。把“幸福指数”作为干部考核的主要依据，平顶山在全国是较早的一个。2.幸福感是一种心理体验，它既是对生活的客观条件和所处状态的一种事实判断，又是对于生活的主观意义和满足程度的一种价值判断。它表现为在生活满意度基础上产生的一种积极心理体验。而幸福感指数，就是衡量这种感受具体程度的主观指标数值。“幸福感指数”的概念起源于30多年前，最早是由不丹国王提出并付诸实践的。20多年来，在人均GDP 仅为700多美元的南亚小国不丹，国民总体生活得较幸福。“不丹模式”引起了世界的关注。近年来，美国、英国、荷兰、日本等发达国家都开始了幸福指数的研究，并创设了不同模式的幸福指数。如果说GDP、GNP 是衡量国富、民富的标准，那么，百姓幸福指数就可以成为一个衡量百姓幸福感的标准。百姓幸福指数与GDP 一样重要，一方面，它可以监控经济社会运行态势；另一方面，它可以了解民众的生活满意度。可以说，作为最重要的非经济因素，它是社会运行状况和民众生活状态的“晴雨表”，也是社会发展和民心向背的“风向标”。经济社会的发展，最终落脚点在于民生的改善。现在不少执政官员更倾向于把城市发展的标准体现在市民的幸福感上，这才真正是百姓喜闻乐见的。毕竟中国发展的核心就是要“建立一个人民满意的社会”，这意味着对于各个地方政府的最终评价就在于人民的“幸福感”，“唯GDP 论”已经成了过街老鼠，“幸福感”正成为人们热情追逐的目标。但好看的GDP 与真实的幸福感从来就不是一道“二选一”的简单选择题。在加快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旗帜下，如何把追求GDP 增长与幸福感增强统一起来，才是需要地方政府开动脑筋重点解决的问题。幸福各有各的感受，各有各的说法，上网查找“什么是幸福”，搜索出来的结果有306万条，但幸福却是有共性的。当我们被高房价、高学费、高药费压着的时候，我们就不会感受到幸福；当我们也可以享受免费教育、免费医疗的时候，我们就会感受到幸福。幸福是个人的感受，但幸福却是可以用幸福指数来衡量的，更可以用老百姓脸上的笑容来衡量的。一方面经济增长了，另一方面民生工程却仍然停滞不前，老百姓享受不到经济增长带来的果实，又如何能够感受到生活的幸福？3.18世纪，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曾讨论国民的幸福与收入的关系，他认为：“决不能把大多数人生活状况的改善看作是对整个社会的不利。如果一个社会有较高比例的成员生活在贫穷困顿之中，那么这个社会就不可能真正地繁荣幸福。”19世纪初，英国经济学家威廉汤普逊提出：“对于一个社会来说，重要的不是仅仅拥有财富的问题，而是财富的正确分配问题。”在我国现阶段，家庭收入直接影响居民的幸福感，较好的家庭财富状况自然会提供一个较好的生存基础和发展机会，较差家庭财富的居民通常也是低收入家庭，他们会因物质条件的限制，只能得到较低层次生活基础，成长、发展的机会也很少。所以，家庭财富是居民生活幸福必不可少的物质基础。尽管近年来我国低收入家庭的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但目前低收入群体还相当大。因此，增加居民收入依然是我国现阶段经济发展的主要任务。国内外均有学者的研究表明，教育程度与幸福体验成正比。文化程度越高总体幸福感越强，在很不幸福人群中低学历比重最高，高学历的比重最低。教育程度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性，这很可能是与现实社会中人们从较高的受教育程度中获得的实际利益有关，人们的受教育程度与其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所能得到的各种待遇和发展机会密切相关，教育程度越高则总体的生存条件越好、发展机会越多，所以就会更多地体验幸福。同时，教育也使人获得了感受和追求幸福的能力，教育的核心是文化知识，人们通过掌握、运用知识完善了自身的人格和智慧，从本质上提升了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拓展了人类的快乐和幸福的意义。事实证明，受教育多的人可以优先获得良性发展的机会和条件，并且这种发展可能是可持续的，他们往往更幸福。关于幸福感指数，据2010年的调查结果显示，关于影响个人幸福的关键因素，其先后排序是身体健康、收入稳定、社会保障和社会关爱。因为身体健康是幸福的基础。调查数据显示，在感觉幸福的群体中首选健康的比率达到了60%。尤其是在我国社保和医疗保障还远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身体健康就显得尤为重要。与此同时，还应看到的是不幸福和很不幸福的人群更需要的是社会保障、社会关爱，这也说明影响幸福的不仅是财富和健康等物质环境，社会福利、人际交往、社区建设、人文关怀等社会环境的改善更能直接降低“不幸”，从而增加幸福感。请认真阅读给定资料，指出幸福感指数的内涵。要求：全面，有条理，不超过20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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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的发布，引起大量音乐人的争议，特别是第四十六条：“录音制品首次出版3个月后，其他录音制作者可以依照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的条件，向音著协缴纳一定费用后，可不经著作权人许可，使用其音乐作品制作录音制品。”内地音乐人、歌曲作家李广平在微博中写道：“谁来保护我们辛辛苦苦创作制作的歌曲作品？”并举出了摇滚歌手汪峰的例子：2011年，农民工组合“旭日阳刚”在春晚上凭借摇滚歌手汪峰的歌曲《春天里》一炮而红后，商演、代言等活动便接踵而至，《春天里》也成为“旭日阳刚”出席活动的必唱曲目。但随后，该曲的作者汪峰在2月11日发表博文，要求“旭日阳刚”立即停止演唱《春天里》。从法律层面来看，汪峰作为歌曲《春天里》的版权所有者，要求对方停止翻唱自己的歌曲，属于行使自己的权利，但如今的情况则不一样了。李广平在微博中写道：“按46条，《春天里》火了吧？汪峰出版三个月后，我按48条向音著协交钱翻唱，我也火了!汪峰上哪说理去？他能告我？不准我唱？翻吧翻吧不是罪，让汪峰无歌可唱!”同时，对于此修改草案，著名音乐人高晓松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前天下午4点07分，他在微博上写道：“一首新歌在三个月内是难以家喻户晓的，在这时就可以不经版权人许可翻唱翻录，和一首歌红了几年你再去翻唱翻录性质完全不同，这是赤裸裸的鼓励互联网盗版行径。最蹊跷的是新法只写录音制品，为何不包括电影电视剧？如果所有知识产权都只保护3个月，我们愿意共同献身。”下午4点20分，高晓松再次更新了微博，质疑国外的录音制品是否包括在内，并称：“这个新法唯一的好处，就是Lady GAGA 新专辑发表三个月后国内就可不经授权使用及翻录。”下午4点51分，高晓松第三次更新微博，写道：“大批版权人并未授权那些政府办的集体管理组织，为何立法强制由他们收费？”除了表示质疑和愤怒之外，更多的内地音乐人则在微博上呼吁重视保护版权。摇滚歌手汪峰前天在微博上表示：“时代到了今天，当全世界绝大多数尊重文化和创造的国家，因为盗版和非法下载音乐而制定更严厉的法律时，我们竟然颁布了如此匪夷所思的新法规!这悲哀该如何形容!对于所有不劳而获的家伙这意味着什么？对于所有善良的创作者又意味着什么？”内地音乐人小柯则在博客上提出了自己的看法，表示：“音乐制作公司或社会版权代理公司的全部核心内容就是版权，48条等于拿走了音乐制作公司或社会版权代理公司的核心资源，既然草案，是拿出来征求意见，这就是我的意见。尊重劳动者，脑力劳动也是劳动者，请尊重并且单纯地保护版权吧!”《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修改草案）一经公布，引起了大量音乐人的争议。根据给定资料，如果相关部门决定对该法案进行修正，请以该部门工作人员的身份指出草案中不合理之处，并提出调整意见。要求：措施得当、条理清晰，字数在400字以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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