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分类题

清冷的秋雨中，S省L县某村被笼罩在一种深深的寂静之中，散建于山间、坡上的一些农家窑洞，有的已经破落坍塌。洞前的院落有的已被种满了作物，作物的生机和村庄的寂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村里的刘书记说，现在长住村里的有60多人，其中20多位是65岁以上的老人。“年轻人只有过年过节才回来，也只有那时候村里才热闹点，平时都是冷冷清清的，连个说话的人都找不见。”
由于年轻人大都出去了，村里的公益事业很难开展，比如想搞道路硬化、亮化工程，基本找不到劳力。刘书记说：“我们也想给村里干点儿实事，但老年人思想转变不过来，还有人说自己是快要死的人了，折腾那些事干什么。发动不起来，出工不愿意，出钱更不行。”
Y村是S省新农村建设试点村。记者看到，村户间的道路都已硬化，道旁绿树成荫，广场上，篮球架、大戏台等文体设施一应俱全；学校、卫生室、便民店等公共设施齐全。然而，即便已是上午10点左右，除了几个上学的孩子、出门溜达的老人以及在便民店前下象棋的几位村民，偌大的村子里再也看不见其他人。一个村干部说，平常留守在家的主要是小孩和60岁以上的老人。“新农村建设起步了，可村里人太少了。”72岁的村民高老太对记者说，孩子们出去是为了挣更多的钱、过上更好的生活，也是为了让他们的孩子上更好的学校、有更好的前途，作为老人也支持。这些年农村发展得挺好，老人们在家生活也很方便，只是想到将来还是有些担心。“现在还能相互照顾，年龄再大点就不行了。孩子在外挣钱，不可能回来照顾我们，村里乡里又没有养老院，到时候怎么办呢？”
“村里人外出打工，确实比在家里赚得多，但也让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不再那么融洽了。” 村民老张说，以前每到农忙时节，四邻八舍都会互相帮忙。主家称肉打酒，忙完了农活，大伙聚在一起吃顿饭、喝几杯酒，气氛很融洽、很快乐。“现在不同了，邻里间互相帮忙的少了，耕田、打药、插秧都得请人、雇工，一个工50多块钱。”
记者在好几个省的农村采访时，都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在工业化与城市化的双重冲击下，传统乡村的“熟人社会”正在“陌生化”。
一些基层干部告诉记者，在来自城市的价值观念、生活方式的浸染下，传统乡村那种邻里守望、互帮互助的纯朴乡风正逐渐消逝，农民的思想观念、生活习俗正在向城市急剧靠拢。
“如今的人情关系、社会关系、代际关系等都有点变味儿了。”某镇政协联工委主任说，现在要组织村民开个会很难，大家都忙着办自己的事，人都凑不拢，有时乡里组织村民们开个会，没有“误餐费”，好多人都不愿意来。
中秋小长假的第二天下午，江苏某县54岁的村支书老胡有那么点“小郁闷”：村里修公路，工程队的人不小心将沿线村民家种的一小片黄豆毁坏了，双方闹起来，老胡到现场做了半天工作，嘴都说干了，到傍晚才勉强调解好纠纷。
“这种小矛盾在以往，村干部一句话就搞定了，现在居然要费那么大劲。”老胡的情绪一时难以平复，边说边摇头，“你说这修公路也是为了村民出行方便，村里为了争取镇上支持不知费了多少心思，可到头来还得求着村民！”
老胡这个村是一个有5000多人的农业村，这几年道路建设跟不上需求，村民提出要修几条路。村里没钱，让村民集资很多人又不肯；村两委打了很长时间报告，好不容易才得到镇里的扶持。可自从今年7月道路开工，老胡和其他5名村干部就没少“求人”——修路涉及农户拆迁，一些农户提出就是给补偿也不愿意拆，因为房子拆了不方便。结果，到现在工程一直是断断续续的。
山东某县Q村高支书谈起村里的情况，多少有点无奈，“现在农村不好管了，各家过各家的日子。村里5个干部，整天忙着治安维护和矛盾调解，再就是村民看病、孩子上学等事情，事情办不好村民会有意见，所以只能尽量争取让大家满意。”住在村东头的村民谢大嫂说，她平常都不去村部，“就算有非常重要的事，也是路过村支书家时，顺道过去说一声就行了。平时都不打什么交道。”
取消农业税，无疑是中国农村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一次革新，它不仅减轻了广大农民的负担，而且使农村社会生态发生悄然变化。但伴随着“催粮要款”时代的远去，村干部的权威也面临挑战。在南京市江宁区某村，村委会王主任向记者讲述了他当村干部16年的感受。
“现在与过去不同了，集中村民办个事真不容易，有时候还真得求着他们。大到修桥修路，小到清理垃圾，都要给点报酬。”王主任说，去年9月开工的长江引水工程，要求全村每6户一个水表，放置水表的池子要安置在其中一户人家的房子边。结果有两三户不同意安置，村干部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还找来与这几户人家关系好的人做工作，最后才办成。
沈某是A市A村农民，过去全家依靠2亩多耕地维持生计。5年前，当地政府引进一家企业，以每亩1万元的价格征走了他家1亩多土地。前年，随着工业园区的扩展，又一家企业进驻村庄，他家剩余的耕地也以每亩1.28万元的价格被全部征走。如今，全家8口人虽然都是农村户口，居住在村庄里，却已身无寸地。
“两三万元的征地款，只够一家人一两年的生活。政府虽然帮助买了保险，但标准很低，男的年满60岁、女的年满55岁才能领取每月100元的养老金。现在物价越来越高，这么低的养老金以后日子怎么过啊！”沈某说这番话时，脸上挂着几分忧郁。失去土地以后，沈某的孩子们外出打工，他夫妻二人只能赋闲在家，守着村中的房屋。“我们说是农民，没地；说是工人，没岗。现在是农不农，工不工。”
中部地区某县有着丰富的矿产资源，当地一家矿山企业每年缴纳的税收多达2亿元，一度占到全县财政收入的四成，企业还为当地解决了数十人就业，不少村民也因矿而富。说起矿产资源开发带来的收益，地方政府领导如数家珍。不过记者在现场采访时看到，运矿的卡车从村里经过时尘土飞扬，沿街两边房屋都积满了黄土，村里的道路也被压得崎岖不平。
由于这一矿山的尾砂坝存在安全隐患，从去年年初开始，当地政府决定对坝下的200多名村民予以移民搬迁，尽管事前地方政府做了细致的工作，但村民对搬迁安置存在不同看法，怨言纷纷。
一些村民说，企业开采矿山赚了个盆满钵满，政府财政收入大幅增长，有的人靠着矿山也发了财，可我们这些村民并没有真正得到实惠。相反，我们的稻田、生活用水被污染了，路被压坏了，最后还闹得要背井离乡，这事搁谁身上心里都不好受啊！
近年来，随着我国政府对新农村建设的重视和投入力度的加大，部分地区乡村环境得到较大改善。但是，记者到基层走访时发现，垃圾围路围河，污水随意排放问题在农村许多地区依然普遍存在，农村垃圾治理难题亟待破解。
在农村走访的几天里，记者眼前的乡村美景屡屡被破坏——大量垃圾随意丢弃在田头、路旁、沟渠、河流等地。
在H县Z村，露天垃圾集中填埋场已有10多米高，场地未见任何防护措施，附近到处是飘落的废塑料袋，旁边就是稻田和藕田。填埋场附近的几户朱姓居民告诉记者，夏天时这里恶臭熏天、蚊蝇成灾，即使在冬天也能闻到臭味。
在素有“中国珍珠之乡”的H县，记者发现珍珠养殖对农村环境的破坏，已到了触目惊心的程度。H县W村村民告诉记者，珍珠养殖户受利益驱动，实行高密度养殖，过量投放鸡粪等有机肥，造成水体污染；珍珠养殖水体排出的废水发黑发臭，未经处理直接排入沟港，导致他们无水可饮。
在W村，记者看到多处堆积如小山的珍珠蚌肉、贝壳废弃地，过往行人掩鼻通过，恶臭难闻。据了解，H县所属的C市每年约有6万吨蚌肉、近10万吨贝壳被废弃，成为重要的污染源。
在B村的蛋鸡养殖小区，由于养殖密度过大和鸡粪缺乏销售渠道，小区内污水横流、气臭难闻。在邻乡的生猪养殖小区，部分粪便虽有沼气池处理，但多数粪渣进入了旁边的稻田和水库，日积月累，成了大型的露天化粪池，污染水库。
在P村和T村，记者在村民的带领下，来到一条3米多宽的血色“煤水沟”前。T村村民告诉记者，附近煤矿的洗煤水形成的这条“煤水沟”，已经排污十几年，直通入当地的“生命水源”——沅江。村民们诉苦说，“煤水沟”的污染已使他们失去了灌溉水源，村里的1400多亩田，现在基本都只种植一季稻，还得靠天降水。
环保部于2011年5月底公布的2010年《中国环境状况公报》表明，对周边的环境状况，只有不到6成的农村受访者评价为“满意”或“比较满意”。
中国人民大学农业与农村发展学院的一项调查也显示，对农业生产、生活中产生的面源污染以及工业企业带来的各种点源污染，分别有三分之一和近3成受访农民表示不满意。
一些地方在村“两委”换届时，存在贿选、家族势力操纵选举等情况，外加一些地区在任用干部时缺乏必要的考察、考核，使一些知识水平差、政治素质低的人当选，为村干部腐败埋下隐患。腐败村干部大都文化水平不高，但并不妨碍他们敛财有术，一旦案发，则往往能找出自己的“无知”之处。有村干部在忏悔书中写道：“没想到我这个‘农民官’也能职务犯罪。”
受访基层检察官和纪检干部反映，一些地区农村账目混乱、财务管理不规范，会计手续履行不全，票据跨年度入账，资金体外循环，“白条子”“假票据”入账情况严重，村干部公款私存、公私不分，村里收入不入账。如山东发生的一起铁路补偿款案件中，几乎所有的涉案村干部都是“左口袋公款，右口袋发票”。
近年来，随着农村土地在市场化与城镇化进程中价值大增，“村官”手中的“隐性权力”越来越大，而“村官”受到的制约却非常薄弱。记者调查发现，土地征用、土地开发、城中村建设和涉农资金、资源管理等领域成为涉农职务犯罪的重灾区。
2009年11月，D市人民检察院收到N村群众举报，反映村干部与D市某公司原总经理张某等人勾结，以每亩7000元左右的价格“征地”，又以每亩6万多元转手卖给市国土局，从中侵吞巨额征地款，众多村干部从中受贿。调查发现，2008年至2009年间，张某向N村村干部行贿457万元，低价囤积千余亩村集体土地。在这起土地腐败窝案中，25名D市干部、13名村干部参与“分肥”。
这起由“村官”贪污受贿引发的腐败窝案绝非是“村官”腐败的个案。据统计，2008年至2010年某省人民检察院累计查处涉农贪污贿赂案256件，406人落网。
近年来，许多发端于乡间的传统手艺愈发彰显其生命力，这些广泛流传于乡间、以前一直被用来养家糊口的手艺，正成为一些地方的富民产业，为地方经济发展注入了新的活力，也为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然而，记者走访调研中发现，民间手艺人和传承人普遍年龄较大，而年轻人又不愿意学习传统技艺，人才匮乏严重。据Z省统计，当地民族民间手工艺生产的中坚力量，年龄都在55岁以上，40岁至55岁年龄段的高级技术人员也出现断层。
“现在的年轻人宁愿到城里端盘子，也不愿意在家里当绣工。”湖南工艺美术大师、总工艺师江某说，“我自己的儿女、侄子，都不愿意干这个。学艺要有个过程，至少两三年才能见效益，刚开始一个月赚几百块钱，很难留住年轻人。”
基层文化工作者和专家认为，发展农村特色文化产业，人才问题应放在第一位。当前应强化人才培养的保障和激励机制，完善专家和行业评估体系，破解人才难题。
在一些地方，“一对一”仍是传统手工艺产品销售的主要方式。以木雕、砖雕、砚雕“三雕”著称的J省W县，虽然作坊多，艺人多，但真正懂市场、会经营的商户很少。一名砖雕代表性传承人的作坊，只在路边挂了一块牌子，仅依靠熟人订单等简单的方式销售。
农村手工艺等特色文化产业没有被纳入文化产业发展的规划中，战略上未受到应有的重视，导致农村特色文化产业处于放任自流的状态，不利于其科学、快速发展。专家指出，文化产业不仅是富民产业，还具有传承文化的重要作用，因此，不能单纯依靠市场，而是要在找准市场定位之后由政府给予大力支持，“这也是世界上通行的做法。”
在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背景下，挖掘更多的文化资源、培育更多的文化形态成为社会共识，传统手艺的价值正日益彰显出来。
南京六合区冶山镇的六合农民画艺术中心里，几位农民画家正挥洒着手里的排笔和水粉颜料，迅速勾勒《牧羊图》《玩花船》等画作的轮廓，忙得不亦乐乎。因为邻镇的一个农家乐休闲农庄要装饰店面，找他们订了40幅农民画，春节前便要。记者发现，这样忙着作画的场景，在冶山镇的许多乡村，都可以看到。现在，全镇共有骨干农民画家20多位，能画的则有100多人。他们忙时农耕，闲时作画，既作为增收手段，又陶冶情操。
作为苏绣生产核心基地的苏州市高新区镇湖街道，目前从事刺绣制作的绣娘就有8000多人，具有一定规模的刺绣企业有35家，年产值超过10亿元，还催生了一批包装、运输等相关企业。由于镇湖“绣娘经济”的发展，镇湖的劳动就业率超过95%，刺绣收入占农民收入的比重达75%。刺绣经济的发展壮大，还使得镇湖从过去的“接包”加工刺绣产品转为“发包”给周边乡镇，带动了周围大批农民就业。
中国传统民间手工艺在海外市场更是具有巨大的开拓空间。山东潍坊的风筝蜚声海内外，当地企业研发的“教学风筝”（风筝扎制完后，配备毛笔和水彩由消费者自行上色），每年仅出口就近50万只。湖南湘绣城每年产值达到10个亿，湘绣产品销往韩国、日本、美国等15个国家。
2011年，某县积极创建“群众事务党员代理制度”，全县5000多名党员干部人人参与代理，全县所有群众都是服务对象，群众所有合理合法诉求都纳入无偿代理服务范围，包括诉求代言、事务代办、信访代理。
为此，该县构建了三级代理服务网络，镇一级依托便民服务中心，建立代理中心，设立“导办室”，实行一站式服务，帮助群众代理、代办需上级部门审批的生育、保险、医疗等方面的证照、手续；村（社区）建立便民服务代理站，村民小组（居民小区）建立代理点，受理群众需要到镇级或镇级以上部门办理的各项事务。
根据群众申办事项的不同情况,该县将代办事顶细分为四大类:对申请材料齐全、本级服务机构可当场办理的简便申请事项,作为“即办件”现场办理;对不能直接办理,需补齐材料后办理的事项 ,作为“承办件”, 待群众补齐材料,承诺办理;对需要上级服务机构办理的事项，作为”上报件”, 受理后及时转交上级具体经办机构并全程代办,变“群众跑”为”党员干部跑”; 对按照有关规定无法代理的事项,给群众解释清楚。
与此同时，该县建立了一整套考评监督机制，将群众事务党员代理工作纳入镇村考核体系，保障代理制度落到实处。为使代理制家喻户晓，各乡镇制作了印有各责任区代理人姓名、电话以及县、乡监督电话的代理联系卡发放到全体农户家中，还制作了金属公示牌钉在各村和居民小区的醒目处，方便群众查找联系电话。
“现在是干部下去找群众，组组有人到，户户有人包，改变了过去群众有事找不到干部的状况。”责任区代理人是24小时保持手机畅通，对群众提出的事项48小时内要作出处理。
该县县委书记说：“我们实施党员干部代理制，就是要发挥广大党员干部的作用，变‘群众上访’为‘干部下访’，让党员干部在与普通群众谈家事中倾听民声，在拉家常中体察民情，在办实事中解决民忧，化解怨气，拉近距离，真正与老百姓心连心、心贴心。”
国家统计局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到2011年末，我国城镇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已达到51.27%。在中国历史上，城市人口第一次超过了乡村人口。这昭示着我们这个具有几千年农业文明历史的农民大国，进入了以城市社会为主体的成长阶段。
草桥村位于北京西南三环，区域内除了有一座巨大的立交桥，最著名的地标恐怕是附近的300路公交车总站。这趟围着48公里长的三环路转圈的公交车，号称“全世界最拥挤的车辆”。而这个从明代起就为北京供应花木的小村落，正在完成它最后的城市化蜕变。
草桥村里有20多家集体企业，涉及花卉、物业经营等多个领域，全村的经济收入超过7亿元。草桥村民住的高层小区整饬洁净，每一户都拥有集体经济的股份，有分红、有福利。
“现在，草桥村民不仅百分百就业，平均每户职工工资加股金分红年收入可达5万到6万元，70%以上村民家庭有了私家车。”党支部书记老王说，他的经验是，第一条，不管怎么变，村集体的经济命脉不能丢，土地收益要成为生生不息的产业，而不是一分了之；第二条，总要有“组织”，熟人社会也好，乡规民约也罢，再叠加经济纽带和党政组织，才是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
让全体村民离土不离村，拧成一股绳，一直是王书记引以为豪的事——自上世纪90年代村集体开始“有钱”，20年来没有一个村民脱离集体。而这只拧紧绳子的手，就是经济关系。1999年村集体经济股份制改革时，草桥有1亿多元资产，人均能分2万元。王书记强力坚持：“不能分光吃净。”
“周围村卖地后给村民分钱，我们老百姓中也有过这种想法。其实，集体的实力才是坚强的后盾。我们现在的生活很平稳，是最踏实的，最持久的。”以村集体经济为轴，经济关系把村民们紧紧捆在一起。王书记反复强调“组织”在草桥村存在的重要意义。
如今在草桥村，没听说有人愿意脱离村集体。村集体资产量化后人均达到50万元。以养老福利为例，普通村民比照科级干部退休标准执行，当过村干部的享受处级干部待遇。有了强大的经济纽带，“组织”说话更有分量，草桥村的社区管理也有了更多约束力。
（四）通读“给定资料”之后，你对当代中国农村正在发生的深刻变化一定有所感触。请你以“守望家园”为题，写一篇文章。（40分）
要求：
（1） 紧扣“给定资料”，结合个人体会；
（2） 观点鲜明，语言流畅，议论深刻，结构严谨；
（3） 总字数800—1000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