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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资料:
包括历史文化名村和传统村落在内的古村落,既是中国文化的根植所在,也是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还是乡村文明的智慧结晶。保护古村落,就是留住中华民族的根,传承中华民族的遗产,记住中国人的“乡愁”。
然而现实却很“骨感”,断壁残垣里有历史,窗户门楣雕花里有审美,这种诗意生活的文化传承正在断代。作为历史的遗迹,古村落衰败和消亡的速度远远超出想象。良户古村旅游顾问、上海景域集团助理总裁任国才痛惜地说道:“2000年时,国内有360万个古村落,而到2010年降为270万个。”10年就消失了90万个古村落。目前,古村落正以每天超过上百个的速度加速消亡。
2014年,保护传统村落首获中央财政支持。列入国家传统村落名录的村子平均将获得300万元的补贴,为此中央3年将投入上百亿元。在中央大幅削减专项转移支付的背景下,这笔资金来之不易。然而,对于传统村落保护,这笔钱仍是杯水车薪。浙江省松阳县住建局局长卢丁方说,老房修缮要力图呈现原貌,拆下一根柱子,用传统工艺修复后重新装上去,成本远远高于简单地推倒重建,一栋好一点的老房子甚至要几百万元。
“传统村落保护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政府、居民及社会共同努力。”财政部副部长刘昆表示,中央财政资金主要用于基础性、公益性领域,同时还要鼓励地方各级财政统筹有关资金加大对传统村落保护的投入力度,并因地制宜探索引导社会力量参与保护。
不过,一些村庄拿到中央补助,加上省市县配套和村民自筹等,多的能有上千万元。谁来监督花好这些钱,提高资金使用效率,也是破解资金短缺过程中必须正视的课题。
“要拓宽资金渠道,必须通过出租、认领、认购等办法筹措资金,通过编制古村落、古民居开发利用规划、项目招商引资等办法,鼓励社会公益组织、产权人参与保护利用。”黄山市建委古建专家陈安生说。
无论是保护古村落还是古民居,目前都涉及一个最主要的法律障碍——由于土地属于农村集体,古民居不能进入市场自由交易,也不能自由转让。
我国法律规定,农村集体用地在没有改变属性情形下,只能在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间转让,不能转让给“外人”。
“是时候考虑针对这一特例调整相关法律法规了。”徽学专家、安徽文史馆研究员方利山说,在确保能得到较好保护的前提下,应让古民居在不改变土地性质情况下可以自由转让,吸收社会资本投入保护。
前一段时间,火爆荧屏的综艺节目《爸爸去哪儿》带动了北京灵水村、浙江新叶古村等很多传统村落的旅游人气。浙江省松阳县三都乡党委书记叶晓伟盼望着自己的村子也能有这样的机会。“外面人进来了,能带动农家乐,推动村里经济发展。”叶晓伟说,通过开发能让百姓意识到,传统村落是宝贝,要保护好。
事实上,很多地方早已开始与旅游开发公司合作搞开发。在松阳县四都乡,政府和开发商签订了协议,计划总投资1亿元开发民宿旅游项目,建设内容包括游客接待中心、高端民宿、生态餐厅、山地酒吧、高山水果采摘基地、高山有机农业示范基地等。
乡村旅游、文化旅游方兴未艾。但专家担忧,商业资本以逐利为最大目的,商业开发只是把古村当作一种产业,不是真正意义上对传统村落的文化保护。
“如果游客过量涌入,对村庄的自然环境会造成破坏,对村民生活造成影响。”黄山市城建设计院院长陈继腾认为,传统村落保护中要避免过度商业化的倾向,做好发展规划,充分考虑环境的承载量。
“传统村落的保护与发展,绝对不能排斥原住民。原住民走了,传统村落也就失去了灵魂。”松阳县县长王峻说。
然而,当前传统村落却面临着严重的老龄化和空心化问题。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财富和机会引得年轻人外出打工或求学,有能力的人就把父母接走。
事实上,即使是留下来的人,一旦有条件也急切地想要搬出去或是改建新式楼房。  “村民们不喜欢住破破烂烂的老房子,他们宁可去外面租房子、买房子。”叶晓伟说,可能古村从外面看有一种沧桑的美,但这不是原住民所认同的美,也不是可持续发展的美。
“传统村落保护必须尊重农民意愿。”北京建筑大学副校长张大玉说,如何在保护中满足村民希望提高生活水平的愿望,需要政府提供必要的技术支撑,做好交通、供水供电、排水、垃圾处理等工作。保护古村落,不是不可以改善居住环境,只有让老百姓住得舒服,他们才愿意留下。
请根据“给定资料”,谈谈对于古村落保护,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要求:全面准确,具有针对性。不超过250字。

【参考答案】

保护古村落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加大资金投入,政府加大对传统村落保护的财政支持,因地制宜吸引社会资本参与保护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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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资料: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工匠精神”首次出现在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中,成为一大热词。报告中如是写道,“改善产品和服务供给要突出抓好提升消费品品质、促进制造业升级、加快现代服务业发展三个方面。鼓励企业开展个性化定制、柔性化生产,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说到工匠精神,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日本制造。知乎上有个热门问答“日本的工匠精神到底是怎样的?”有着非常翔实的介绍。其中,被广泛引用的是好莱坞巨星娜塔莉·波特曼在哈佛毕业典礼演讲中提到的一个例子。她和丈夫去东京一家著名寿司店吃寿司,发现寿司好吃到让她这个素食主义者都欲罢不能,但发现店里只有6个座位。她一开始很好奇为什么不扩张,后来朋友向她解释:东京所有最棒的饭店都这么小,而且只做一样料理,因为他们认为,要把事情做好做漂亮,关键不在于数量,而在于对事物追求至善至美过程中的愉悦。从这个小故事,我们不难提炼出工匠精神的内涵。它指的是一种精工制作的意识,对产品的每个环节、每道工序、每个细节都精心打磨、精益求精。套用财经学者吴晓波的话来讲,工匠精神就是:做电饭煲的,能让煮出来的米饭粒粒晶莹不粘锅;做吹风机的,能让头发吹得干爽柔滑;做菜刀的,能让每一个主妇手起刀落,轻松省力;做保温杯的,能让每一个出行者在雪地中喝到一口热水;做马桶盖的,能让所有的屁股都洁净似玉,如沐春风……而工匠精神的反面,是追求短期经济效益、“短、平、快”的粗制滥造。当然,制造业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盈利,工匠精神也不例外,只不过,相较于粗制滥造赚快钱,坚守工匠精神更苦更难、也是唯一正确的路。你要静得下心、耐得住寂寞、坐得住冷板凳、下得了苦功夫。工匠精神不单代表着一种新的生产理念,它也是中国制造业的转型方向。从低端制造的泥淖中走出,淘汰落后重复产能,加强技术创新,其最终目的是“增品种、提品质、创品牌”,提升中国制造业的整体水平与形象。只是,转型并不是喊喊口号就能够完成的。道理大家都懂,问题的关键在于该如何付诸实践。其实,中国自古以来就不乏持有工匠精神之人。有人说,古代中国曾是世界上最大的原创之国、匠品出口国、匠人之国。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漆器、金银器、壁纸等产品是世界各国王富贵族和富裕阶层的宠儿。为何今日的中国制造却给人粗制滥造的印象?显然,工匠精神的有无,与社会环境的变迁息息相关。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个兢兢业业的工人,你技术精湛、追求完美,每一件产品都耗费大量功夫打磨,可惜,你所在的企业、你的领导只用“合格与否”而不是“完美与否”来评判产品质量。因此,你的绩效是厂里最差的、你不被领导待见、你拿着最低的薪水,厂里的效益一差,你还可能第一个被下岗。此时,你还会恪守工匠精神吗?再试想一下,如果你是个有追求、有理想的企业家,你投入大量资金研发新技术,要求员工每一件产品都要精益求精。可是,研发新技术要耗费大量资金,但你贷不到款;如果幸运一些,你研发的新技术成功了,新产品刚上架,市场上立即推出大量的仿冒产品;或者你的产品即便比其他同类品牌质量更好,但囿于中国制造业集体的低端形象,你的产品卖不出去;再者,你一年下来辛苦奔波、费尽心力,但收益却还不如别人卖一套房子的收益更多……这时,你还能守住初心吗?工匠精神既是一种技能,也是一种精神品质,其实,放大了看,工匠精神更关乎一个国家的工业文明。一个国家工匠精神的匮乏背后,其实是工业文明的匮乏:品牌、百年老店、匠人、企业文化以及一整套相关的体制机制,乃至社会心理、共识和氛围。应该看到,德国、日本的制造业也曾经历过粗制滥造的阶段,但德国通过“法律、标准、质量认证”三位一体的质量管理体系,促进了德国制造质量蜕变;日本在20世纪60年代实施“质量救国”战略,促使日本制造打开了欧美和全球市场。因此,培育“工匠精神”,我们需要“大国工匠”等榜样的激励,但更离不开政府的高效作为。假如你是某市的一名政协委员,请根据“给定资料”,为即将召开的政协会议草拟一份关于培育工匠精神的提案。要求:(1)观点明确,内容全面;(2)语言流畅,条理清晰;(3)不考虑格式要求,不超过350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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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定资料:2016年5月20日,习近平总书记对深化公安执法规范化建设作出重要指示,强调要增强执法主体依法履职能力,树立执法为民理念,努力让人民群众在每一项执法活动,每一起案件办理中都能感受到社会公平正义。6月29日,青海省西宁市中级人民法院审理了这样一起案件:原告是一名孕妇,在受到派出所传唤近8个小时后流产。法院经审理认为,刑事诉讼法规定,对犯罪嫌疑人,经出示工作证件可以口头传唤;传唤、拘传犯罪嫌疑人,应当保证其饮食和必要的休息时间。但民警在口头传唤时没有出示工作证件,在候问期间发生孕妇流产的损害后果。据此,法院判决,公安机关应当赔偿医疗费损失。执法是为了维护法律尊严、维持社会秩序,是为人民服务的公权力。除了公安,其他行政执法领域同样存在执法不文明的现象。个别执法人员的不文明执法行为,导致整个执法群体不断受到质疑,遇到具体事件时甚至陷入“说什么都不信,怎么干都不行”的“塔西佗陷阱”。江苏省南京市一位基层派出所所长反映,现在公安机关对于文明执法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法规,从执法态度到执法程序都提出了明确的具体要求,但之所以还会出现不文明执法行为,就是因为个别警务人员缺少“高压线意识”,在执法遇到困难时,往往不是通过正常程序、正常方法解决困难,而是想尽快突破。尤其是遇到被管理人阻碍执法的时候,执法人员会在情急之下作出一些不符合法律法规的执法行为,不仅导致正常的执法行为被质疑,而且执法正当性也大打折扣。“所以我们始终要求,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要依法依规执法,对粗暴执法、暴力执法零容忍。”为了解决城管行政执法随意性的问题,陕西省西安市莲湖区推行了“标准化执法”,设置指挥、案审、执行、服务、队伍管理、效能监察等“六个中心”,确保执法在法治化轨道高效运行,同时将检查权、调查权、处罚权、执行权相分离,还为72种常见的违法行为“量身定制”了一套自由裁量权细化标准。城管的标准化执法换来了百姓的理解,赢得了群众的称赞。一位水果店老板说:“该咋办就咋办,城管要处罚我,就必须拿出证据,让我心服口服。”对此,北京大学教授湛中乐表示:“城管要重拾百姓信任,关键就在于处理好执法与服务的关系。”2016年7月1日正式实施的《公安机关现场执法视音频记录工作规定》(以下简称《规定》)要求,公安机关应当对当场盘问、检查等6种现场执法活动进行视、音频记录,且至少保存6个月,如果记录被作为行政、刑事案件证据使用,或者当事人有阻碍执法、妨害公务行为的,应当永久保存。《规定》一出,社会反响强烈。中国政法大学法治政府研究院院长王敬波表示,执法全过程记录有利于防止警察权力滥用、维护行政相对人权益,同样也是对警察的保护,“只有包括警察和公众在内的全社会,对执法文明形成更多共识,才能共同推进我国的法治化进程。”在这个人人都有摄像机、麦克风的时代,执法活动时刻处于公众视野内,接受着“放大镜”的审视,这对执法人员文明执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法治是规则之治,但每一起案件的背后都有着复杂的情感,事实之中有着难解的缘由。如果单纯从法律技术角度处理,有时候不仅难以有效解决,还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因此,教育引导执法人员增强依法履职、尊重人权的观念,强化证据意识、程序意识、权限意识和自觉接受监督意识尤为重要。执法人员既要熟练掌握法律法规,又要准确把握社情民意;既要严格遵守法律,又要善于运用道德规范和公序良俗,如此才能实现案结事了,真正维护法律的尊严和权威。5.建设一流法治城市,深圳交出的成绩单颇为“惊艳”。2015年12月,中国政法大学公布了《法治政府评估报告2015》,深圳在全国100个大中城市法治政府评估中名列第一。深圳法治实践成为全国法治城市的典范。近年来,深圳明确提出建设“一流法治城市”战略,并部署“三个阶段、23项专项行动”,以分阶段、抓项目的方式,推动深圳法治政府建设。2015年,深圳市委出台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精神、加快建设一流法治城市的《重点工作方案》和六项工作《实施方案》,结合深圳实际对中央提出的法治建设要求加以明确、落实和执行,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可借鉴的参考。建设一流法治城市,法治政府是核心要素。回顾深圳建设法治政府的发展历程,力度之大不啻为一场行政机关的“自我革命”。深圳在全国最早建立法治政府指标体系和考核标准,目前指标体系涵盖10个大项、46个子项、212个细项。为强化考评在法治政府建设中的推动作用,市政府还将法治政府建设考评指标在政府绩效考核体系中的分值由2014年的8分,提高到2015年的区政府和市政府A类部门9分、市政府B类部门10分。根据“给定资料2”,谈谈对不文明执法现象的认识。要求:观点明确,条理清楚。不超过300字。